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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5-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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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6〕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7〕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8〕,官家的书报检查处〔9〕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10〕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11〕。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12〕。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
              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1〕 《申报》的《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5页注〔1〕。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2〕 新任者 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3〕 《中华日报》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4〕 《太白》 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5〕 青年战友 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6〕 “花边” 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7〕 文公直 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8〕 《闲话皇帝》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9〕 书报检查处 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10〕 文天祥(1236—1283)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
  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11〕 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 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12〕 北五省的自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一九三四年
                未来的光荣〔1〕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2〕,后有德哥派拉〔3〕;只有伐扬古久列〔4〕,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5〕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2〕 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3〕 德哥派拉(M。Dekobra,1885—1973) 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4〕 伐扬古久列(P。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 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5〕 “外国文氓” 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女人未必多说谎〔1〕
                  赵令仪
  侍桁〔2〕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3〕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4〕,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5〕,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6〕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7〕,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8〕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2〕 侍桁 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3〕 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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