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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科学思想发展-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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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禹迹图》、《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等，经与实地考察相对照，结果发现有许多地图“殊为乖谬”，为了更正前人的错误，由此萌发了绘制新图的决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宋思本开始着手绘制地图，历时十年之久，于延七年（公元1320年）宋思本终于完成了一副全国性地图，即著名的《舆地图》。宋思本的《舆地图》问世后，曾被多次摹绘，还曾被翻刻在石碑上，立于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三华院内。
宋思本的《舆地图》在中国传统地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对于道教地理学家宋思本的科学贡献，地理史界曾给以了高度评价。著名地理史家王庸先生指出：“中国地图自裴秀以后，至贾耽而为之一振。……降及元代，乃有宋思本崛起，舆图之作，始又中兴。历明代以迄清初，多为宋思本之势力所笼罩，其影响之大，较元以前之贾图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庸著：《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版，1998年重印，第86 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引用王庸先生的观点，指出：“ 宋思本是继裴秀、贾耽等人之后，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影响之大前所罕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3页。卢志良编《中国地图学史》认为元明两代是传统制图学的高峰，其思想渊源于宋思本的地图科学思想方法，“地图学方面，由于受宋思本地图的影响，出现了罗洪先、陈祖绶等著名的地图学家，并经过他们的努力，使我国传统制图学走上了成熟阶段。”卢志良编：《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舆地图》以其先进的地理思想和独到的制图科学方法，形成中国地图思想史上独有的“宋思本地图系统”，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主要蓝本。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宋思本地理科学思想方法
宋思本的地理科学思想方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使于四方”、“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注重实地观察和田野调查。
实地考察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是获取地理资料、丰富地理知识的的基本途径。作为一名受到朝廷重用的方外之人，宋思本可以经常四处云游，具备从事山川形势、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行政区域、风土民俗情况的野外调查的可能和各种便利条件。他“奉天子之命，祠嵩高，南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地理资料。
其二，“参考古今，量校远近”，强调地理文献知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宋思本不仅注重实地考察，而且将野外调查获取的资料，同有关的地志、方志中的地理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分析。他在各地游历考察过程中，“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今秘府大一统志”，每到一地，都查阅官府地理文档，向当地人士广泛了解本地地理风土人情，进行历史地理资料的古今比较和辨析，分析区域地理的变迁情况。其著《贞一斋杂著》中就收录《北海释》、《和宁释》、《八番释》、《西江释》等四篇地名考释的文章。宋思本在收集的地理资料过程中，很注意地理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如同其自叙中所云：“质诸藩府，博采群言”。这种将书籍文献知识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宋思本能够获得比较准确而翔实的地理资料，所谓“其间山河绣错，城连径属，傍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宋思本这一地理科学研究思想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其所绘制地图的精确度。
其三，“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的科学规范和严谨态度。宋思本在地理考察过程中，很注意对所收集的地理资料进行筛选和辨析。对于尚未考察的“ 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的地理情况，因“辽绝罕稽”，虽然可以从来京朝贡的使节那里获得一些地理信息，但由于其所言不能详尽细致，且又无法核实其真伪。诸如此类的资料，宋思本本着宁缺勿滥的科学态度，一律不予采信，以免误导世人。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道教地理学家宋思本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其四，在地图绘制思想方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思想，并巧妙地运用“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的全国性地图绘制方法。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序》称其“访求三年，偶得元人宋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长而分合，东西相伴，不至背舛。”〔明〕罗洪先：《广舆图》卷首“广舆图序”，明万历本，首都图书馆藏。 “计里画方”是传统地图绘制的一种重要方法，采用的是正方方格的网格坐标体系，每一方格的边长，相当现今地图的比例尺。据此方格，可以很快计算出地图山两点之间的距离。这一地图绘制法在西方经纬度法传入中国之前，是中国古代比较先进的地图绘制法。“计里画方”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西周说、西晋说和宋代说等等。但到了元代，“计里画方”在地图绘制中已鲜见，面临失传的危险。宋思本继承并振兴了这一传统地图绘制方法，将“计里画方”运用于《舆地图》的绘制中，这从保存了宋思本《舆地图》内容的明代罗洪先《广舆图》中可以看出。《广舆图》的总图和分图均采用了计里画方法。总图的方格每格表示500里，比例尺大约是1∶15 500 000，分图的方格每格表示100里，比例尺大约是1∶3 100 000。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凭借全国之力，令画工集诸州图，合而画之，绘制出北宋第一幅全国性地图—《淳化天下图》。而元代宋思本所绘制的全国性地图《舆地图》则基本上是由其一个人完成的。宋思本每到一地，在广泛收集地理资料的基础上，先画当地的区域地图，“随地为图”，等到各地的分图都完成后，“乃合而为一 〃即用计里画方法把小幅的分图合并为长宽各7尺的全国性总图。
其五，在地图图例方面，首创简捷明了系统的几何符号标示法。在传统地图绘制中，用符号来标示地理内容的作法出现很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代帛绘地图—《驻军图》里，就采用实心红三角形、等边三角形、间断曲线等符号来表示指挥部、前沿哨所、道路等。宋人黄裳所绘的《地理图》中，也有森林、山川、长城等符号。但这些符号都不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图例。宋思本《舆地图》首开了用系统几何符号作为图例的先河过去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地图系统地使用图例符号始于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但是比《广舆图》早20多年的明代《杨子器跋舆地图》中也使用了20多种图例符号。事实上，《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都渊源于《舆地图》，皆属于宋思本地图系统。。现存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中遗存有宋思本首创的图例，即用二十四种几何符号来表示山、河、路、界、府、州、县、驿、卫、屯、堡、城、隘、营、站、所、关、寨、鄢、台、宣慰司、宣抚司、安抚、长宫。其中：路从府从州从县从驿从△卫从■屯从●堡从▲城从隘从营从？
《广舆图》图例，《续修四库全书》第586页。运用这些统一的几何图例来表示地图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具有简捷明了的作用，使得地图的功能大大完善。总之，宋思本先进的地图绘制思想，推动了传统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地理学价值（1）
一、作为地理学家的丘处机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道派之一，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公元1112～1170），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声称于甘河镇酒肆遇仙，受到点化，弃家入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焚其居庵，赴山东传教，力倡“三教归一”思想。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创立以“三教”之名冠其首的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等五个教会组织，相继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了全真道。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是王重阳创立、发展全真道的主要骨干，在王重阳病逝后先后掌教，号称全真七子。丘处机（公元1148～1127）金朝登州栖霞人。丘处机十九岁时出家，师事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祖师训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元〕李道谦编：《七真年谱》，《全真七子传记》，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世称长春真人。王重阳羽化后，入宝鸡石番（造字）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苦行六年，人称“蓑衣先生”；大定20年（公元1180年）长春真人自石番（造字）溪迁居陇州龙门山，潜修七年。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春，金世宗闻丘处机之名，诏至燕京，多次问道。此后，丘处机奔走于山东各地，与官府周旋，竭力扩大全真道的影响。丘处机作为一名宗教领袖人物，具有相当政治智慧和胆识。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汉攻金，金人败退河南一带，南宋也趁机收复了北方的一些失地。一时间，金、南宋与蒙古形成三方鼎立之势。三方统治者都深知丘处机的社会影响力，纷纷遣使相诏，各欲为其所用。丘处机审时度势，谢绝了金宣宗和宋宁宗的诏请。1219年底，蒙古太祖成吉思汉自奈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持诏至莱州召师，丘处机决定北上应召。1220年正月，七十三岁高龄的丘处机率十八弟子，自莱州北行，开始了他前后长达4年、行程数万里的西游壮举。《长春真人西游记》就是记述这一长途跋涉经历的地理游记。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是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弟子之一李志常。李志常（公元1193年～12 56年），字浩然，号真常子，乃丘处机所器重的门人。元太宗十年赐封“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主道教事，成为全真道第七代掌门。李志常“通明中正，学问该洽” 《甘水仙源录》卷三《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道藏》第19 册，第745页。颇有文才，“平昔著述多为人持去，《又玄集》二十卷及《西游记》二卷行于世。” 《甘水仙源录》卷三《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道藏》第19 册，第746页。李志常在随其师西游途中，详细记载了丘处机北上西域的历程、沿途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门人李志常从行者也，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目之曰《西游记》。”孙锡《长春真人西游记》序，《道藏》第34册，第480页。《长春真人西游记》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述丘处机西去的路线及沿途所见，下卷描述了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东返、燕京传道及丘处机羽化前后一系列事迹。卷首收录丘处机道友孙锡所作《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卷尾为附录，收有成吉思汉致丘处机的诏书、圣旨，地方官员恭请丘处机主持天长观的奏疏，随行的十八门人及蒙古护持名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不仅是研究丘处机全真道与蒙古关系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宝贵资料。现明代《正统道藏》所收《长春真人西游记序》，署名为“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孙锡序”，此序作于戊子年秋即公元1228年秋，据此可推断《长春真人西游记》是李志常在陪同丘处机西行返回燕京后不久完成的，成书时间不迟于1228年。《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后，一直作为道书收藏在《道藏》中，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钱大昕和段玉裁在游览苏州时，于苏州玄妙观阅读《道藏》时发现此书，极为兴奋，题写了题跋，从此《长春真人西游记》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后来被收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和《连筠鋎丛书》中。王国维先生很重视《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价值，作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张星？先生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详明，为研究中世纪中亚细亚史地者不可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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