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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常败"的英雄-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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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璋派遣帐下司马张裔为全权代表,出城谈判。刘备向张裔保证:只要刘璋投降,一定“礼其君而安其民”。张裔回城禀报之后,刘璋即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投降。至此,一出“喧宾夺主”的戏码,终于曲终幕落。
刘备果然遵守诺言,优礼刘璋。他让刘璋依然佩带汉朝“振威将军”的印绶,所有私人财产亦归其所有,并派专船将刘璋送至公安原荆州州牧府邸安住。另外,又应刘璋本人请求,留其子刘循居益州,刘备还给了刘循一个奉车中郎将的官位。其后孙权袭取荆州,刘璋又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不久病死,此是后话。这正是:
同姓喧宾今夺主,面临利益不相容。
要知道刘备拿下益州之后,能不能站稳脚跟,又怎样站住脚跟,请看下文分解。
一九 安定西蜀
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炎夏,五十四岁的刘备,夺得益州除汉中郡外的全部辖地,宣布自己兼任益州牧。这益州的主人家虽未改姓,但是换了人。刘备以客家的身份夺人之地,唯恐形势出现反复,所以接下来他所全力以赴者,便是想方设法,安定益州。
刘备攻破成都,第一件要紧事,自然是犒赏为自己血战三个年头的部属。于是,封拜功臣,大飨士卒,忙得不亦乐乎。一等功臣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各赐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之人,则按功颁赐。同时发布任命,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董和为掌军中郎将,法正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关羽为荡寇将军,张飞为征虏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孙乾为秉忠将军。其余部属亦各升官晋爵,皆大欢喜。
犒赏部属已毕,刘备便开始着手安定益州。
安定益州的第一条措施,是优待刘璋旧部。刘备深知安定益州的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得到刘璋旧部的真心支持。道理很简单,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多年,其部属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地方上颇有号召力。如果他们心怀不满,串通起来捣乱,是不太好收拾的。再说,这批人中又有大量的人才,他们熟悉当地民情,富于行政经验,假使能为我所用,不是一件利莫大焉的好事么?刘备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不遗余力地争取这批“亡国之余”。董和、黄权、李严三人,本是刘璋手下的大员,刘备却分别授予他们掌军中郎将、偏将军、犍为郡太守的要职。庞羲、吴壹、费观三人,都是刘璋的亲家,刘备也分别授予他们司马、讨逆将军、巴郡太守的职务。彭羕一直受刘璋的冷落,刘备以之为益州州牧府的重要幕僚。但是,最能体现刘备之苦心者,莫过于他对刘巴、许靖二人的礼遇了。
刘巴,字子初,零陵郡烝阳县(今湖南邵东县东南)人氏。其人出自名家,本身又才干出众,故而在荆州享有很高的声望。刘备从樊城南奔当阳之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可是刘巴却独树一帜,径直向北去投奔曹操。曹操得了荆州,派遣刘巴去安抚荆南诸郡。不久曹操败于赤壁,刘备出兵荆南。此时刘巴不能北归,干脆向南越过五岭逃往交阯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东北)。刘巴一再与刘备取远距离,使刘备深为气恼。后来,刘巴从益州南部到达成都,成为刘璋的上宾。刘璋要请刘备入益州,刘巴曾以放虎出山为喻竭力劝阻。对于这样一个素来与自己作对的人物,一般人抓到之后大概要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刘备却不然。在大军开入成都之前,刘备特别下令:“若有伤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入城之后,立即礼聘刘巴为左将军府主要幕僚。看到刘巴终于成了自己的部属,刘备的脸上禁不住泛起了笑容。
另一位刘备给予礼遇的人物是许靖。许靖字文休,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平舆县北)人氏。他是东汉末年颇负盛名的一位名士,在宦海浮沉多年后,流寓成都,做了刘璋的部下。刘备攻成都时,许靖作为蜀郡太守,不率众坚守城池,却企图越城投降。因被人发觉,逃跑未成,刘璋忙着抵抗,暂时没有取他的老命。刘备入成都,鄙薄许靖的为人,最初想弃而不用,法正劝说道:“天下有得虚名而无其实者,那就是许靖了。不过,主公始创大业而弃许靖,而许之浮名,流播四海,世人不知,将认为主公不礼贤才。恐怕应当加以敬重才好,以便争取天下人士来归。”
刘备立即醒悟,随即任命许靖为左将军府长史,充当主要幕僚。
经过这一番苦心争取,刘璋旧部纷纷归心。史称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当非虚言。
安定益州的第二条措施,是施行严刑峻法。刘备对益州的士大夫极尽优容,唯恐不至,然而他对益州的老百姓就不大客气了。一俟刘璋的旧部纷纷归心,益州的社会上层趋于稳定,各级政府机构完成了调整,他和诸葛亮便开始施行严刑峻法,以求强化对社会下层广大民众的控制。也就是说,刘备接管了益州,在安定社会上采用了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办法。对上层士大夫用软的,柔的;对下层老百姓则用硬的,刚的,真是界限分明!其刑法之严峻,由下面一事即可窥见一斑。
某年天旱,为防谷价腾贵,刘备遂下令境内严禁私家酿酒,违者加刑重罚。同时,又派吏员挨家挨户搜查,甚至于家有酿酒工具,但是绝未酿酒的人户,也同样要被抓入官府判刑。理由很简单,也很荒唐——你有酿酒工具,就有酿酒的欲望,所以应与确已酿酒者同罪。这样一抓,官府的监狱自然是人满为患了。连刘备的幕僚简雍,也觉得此举实在过分,便想法劝阻。但是,他的劝阻方法很是另类,是用搞笑的手段。一日,他陪同刘备外出游览,见路旁有互不相识的一男一女在赶路,立即对刘备叫道:“此二人通奸,怎么不把他们捆起来?”
“你怎么知道他们通奸?”刘备大惑不解。
简雍正正经经地说道:“他们都有通奸的器官,当然应与已通奸者同罪,这就和家有酿酒工具与已酿酒者同罪是一样的道理呀。”
刘备忍不住哈哈大笑,随即醒悟并下令:释放所有因家藏酿酒工具而判刑者。这些无辜的“罪犯”算是幸运,有简雍出面救护,而且一举成功。如果没有人为之说话,如果有人进谏而刘备不听,他们的命运如何,可想而知。另外,因触犯其他法令而罹罪受罚者又有多少?由此事也可想而知。史称“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这确是事实,完全不必为之讳言。
为此,法正曾经劝说诸葛亮要“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写了一篇《答法正书》,专门解释为何在刚刚开始治理益州时要施行严刑峻法,他说:“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段话大意是说:秦朝为政太严,继起者的刘邦因此要施行宽和之政,以救其弊。益州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为政过于宽和,结果造成无上无下的涣散局面。我们接管了益州,必须改行严政,才能使尊卑分明,上下有序,这是治道的要点。诸葛亮在这里说明,为政尚严或者尚宽,都是根据客观形势而定。我们之所以施行严政,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它,而是因为客观形势需要它。平心而论,他的说法也有道理。所以后人曾经就此撰联一副,文云: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至今犹悬于成都武侯祠内孔明殿前,供过客品味咀嚼。
安定益州的第三条措施,是增加财物储备。刘备初入益州,无钱向刘璋要,无粮向刘璋要,无布也向刘璋要,自己毫不操心。如今接管了益州,当家就要理财,就要筹集各种物资以满足军政需要。手中无钱无物,刘备这个益州牧的位子就坐不稳当。解决财源,刘备的主要办法是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两种官员,统一管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从中抽取厚利,上缴国库。
当时,益州的井盐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临邛、广都、什邡(分别在今四川邛崃市、双流县、什邡市)等许多县都开凿有盐井。人们从很深的井中汲取含盐的卤水,以火煮去水分,便可得到白花花的食盐。临邛等地,甚至还开凿了能产生天然气的“火井”,并且用它来煮熬井盐。据史籍记载,卤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产盐率相当高不说,使用天然气来生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今成都市郊出土的汉墓“盐井”画像砖上,有描绘当时井盐生产的生动画面,看了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盐、铁这两项,自来是社会必需的大宗物资。刘备将盐、铁改为官府专产和专卖后,当然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刘备不仅垄断了盐、铁厚利,而且还大量铸造“直百五铢”铜币,投入社会流通。他一手赚钱,一手又造钱,然后用钱购物,物资也不缺了,所以史书上说是“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这样大搞,还能不充实么!
安定益州的第四条措施,则是振兴文化教育。两汉时期的益州中心地区成都一带,人文荟萃,教化昌明,在全国的地方州郡中属于领先者。论人物,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第一流的文化英杰。论教育,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立学官,教育青年,乃是中国地方政府建立官办学校的创始。但是,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使益州文化衰颓,教育凋敝。人们受教无师,向学无门。刘备入主益州,有感于此,乃下令以通儒许慈、胡潜为学士,负责收集流散的图书典籍,整顿恢复学校,开始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又特别设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职,用以兴办学校,鼓励学子,倡导文风。虽然这些官职的名称听起来很不协调,因为“校尉”本是领兵的武职,与“儒”、“学”完全沾不上边,但是,致力于振兴文化教育事业,终究是有利于益州安定的大好事。
刘备进入成都,为安定益州殚精竭虑,很是忙了一阵子。待到形势大定之后,紧张的情绪渐渐松弛下来,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孤寂之感。他顿时明白:已是解决自己个人问题的时候了。
自从刘备西上益州与孙夫人分手,他就是孑然一身,无伴无侣。如今当了荆、益二州的州牧,从政治上的大处来说,内庭不可长期虚旷,否则便是纯阳失阴,乾无坤佐,不足以令群下瞻仰;从生活上的小处说,不到十岁的幼子刘禅需人哺育,自己的生活起居,也需一个贴心者来照拂,所以择偶成婚,即是一件迫切要做之事。
主公要结婚,下面的臣僚马上忙碌不停。首先当然是要选择合适的对象。照外人看来。刘备贵为两州之主,又有大批臣僚相帮,还怕求不到一个“窈窕淑女”为贤内助?其实不然。群臣选过来,访过去,觉得这个不合适,那个不般配,竟然在淑女如云的益州难以挑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对象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后被确定为州牧夫人的这位幸运者,乃是一个闭门独处的寡妇,而且还是刘备本家的遗孀。
为何刘备访求不到一位未婚淑女呢?原因无他,在于其身份过高且又年龄偏大。作为荆、益二州之主,刘备的嫡室夫人当然要出自高门名家,而不能在蓬门荜户的小民百姓中选择。可是益州以及荆州的高门名家,其户主大多做了刘备的臣僚。从身份相称而言,刘备只可以娶臣僚之姊妹,而不可以娶臣僚的千金。否则,身为主公的刘备,就要尊称臣僚为岳父,而自称小婿了。此时的刘备,已经五十有四。他的臣僚,最年轻的也在三十岁以上。到达这种年龄的臣僚,其姊妹犹待字闺中者恐怕是寥若晨星,而其中品貌俱佳够格作州牧夫人的,恐怕数字接近于零。既然情况如此,刘备不能求得未婚的窈窕淑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幸中选的这位孀居女子,乃是讨逆将军吴壹的胞妹。吴家本是兖州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人氏,后避中原战乱,举家随益州牧刘焉入蜀。刘焉有自立为帝的“异志”,他听说命相家断定吴壹之妹有大富大贵之相,赶忙聘之为第三子刘瑁之妻。刘璋当上益州牧不久,其兄刘瑁突发狂疾,不治身亡。吴氏小姐尚未享到“大富大贵”,先倒成了寡妇。论品行,论容貌,那吴氏小姐是无可挑剔的。更重要的,是她还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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