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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历史中的英雄-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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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意大利，我们穿过意大利和西西里岛（sicily）之间；那些墨西拿（Messina）海峡可能就是荷马的《奥德赛》（Odyssey）中提到的“锡拉巨岩（Scylla）和卡律布迪斯漩涡（Carybdis）”吧。不久，我们就到达了维利尔（Velia），就是古代的埃利亚（Elea） 。大约在公元前445年，帕曼尼迪思（Parmenides） ，和齐诺（Zenos） 在这儿创建了一所著名的哲学和智力学校。接着我们向北来到佩斯托（Pesto）；他的希腊建造者称之为佩西多利亚（Poseidonia）；而罗马人称之为佩西特姆（Paestum）。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在其的废墟上建立了雄壮美丽的庙宇。在遥远的北方，希腊人又建造了新城（Neapolis）——我们称之为那不勒斯（Naples）
接着，我们飞行一个小时来到西西里（Sicily） ；在那儿，不满足的希腊人建造了锡拉库扎（Syracuse） 、墨西拿（Messina）、卡塔纳（Catana）、格拉（Gela） 和阿克拉加斯（Acragas）等城市。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Archimedes） 诞生在锡拉库扎。他是希腊最伟大的数学家，十分热衷于杠杆，他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在阿克拉加斯；（现在的杰基提（Girgenti））；在西西里岛的西南海滨，繁荣的殖民地纷纷兴起，女神康卡德（Concard）的庙宇在历经2300多年的战争和政治风雨后依然矗立。大概是在马拉松（Marathon） 战争那年，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在那儿出生。他可能也是在那儿去世（而不是在埃特纳火山（Etna） 的火山口）。我们将会在后来黄金时代的一个时期介绍到他。
回到北方，希腊商人在安提比斯（Antipolis（Antibes）） ；尼斯（Nikaia（Nice）） ；摩纳哥（Monoccus（Monaco）） 和马赛（Massilia（Marseilles）） 等地建立了城镇。继续向西方航行，他们在西班牙、安普里亚斯（Ampurias）和伊卡里亚（Nikaia，在马拉加（Malaga）附近）建立了城堡。后来，也许是因为惧怕来自大西洋的风，希腊商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通过继续推行征服和贸易而渐渐富裕。
我们绕行了这么大的一圈就是为了去感受希腊文明的广阔、丰富和冒险精神。亚里士多德曾描述了158个希腊城邦构成的历史，但其实还有更多的城邦。每个城邦都在商贸、工业、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在殖民地，和在本土地区一样诞生了很多希腊诗歌和散文，数学和形而上学。没有这些作为希腊文化触角的殖民地文化，我们现在文化遗产中那些珍贵的作品就不可能存在。
第六部分 通往伯里克利之路第22节 本土
希腊城邦间存在很多争斗，嫉妒和竞争。本土的城邦——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维奥蒂亚（Boeotia）；埃维厄岛（Euboea）；阿提卡（Attica），斯巴达，阿戈斯（Argos）；埃普道鲁斯（Epidaurus）；科林斯（Corinth）；奥林匹亚（Olympia）；埃莱夫西斯（Eleusis）；布拉底（Plataea）；雅典；还有在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城市——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米利都（Miletus）；萨迪斯（Sardis）；士麦那（Smyrnna）；帕加马（Pergamum）；或者是爱琴海诸岛——产生了毕达哥拉斯的萨摩斯岛，产生了萨福的莱斯博斯岛，产生了阿里阿德涅（Ariasne） 的纳克索斯岛（Naxos）；还有科尼多斯岛（Cnidos），特勒多斯岛（Tenedos），产生了圣·约翰的帕特摩斯（Patmos）；产生了西蒙尼德斯（Simonide）的科厄斯岛（Keos），产生了荷马的希俄斯岛（Chios），以及发现了胜利女神像（WingedVictory）的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这些奇妙的岛屿，几乎是在海水的气味中养育了希腊的商人和水手。它们和其他地方一起，已经亲切的嵌入希腊文明的记忆。再回到那些生动的冒险历程中，当希腊人厌倦了穿越埃及和近东的沙土，耕种地中海的土地，并将北部地中海水域变成了希腊的海洋。他们带回的上千种奇妙经历刺激了希腊的科学，丰富的游历经验指导了哲学和政治，而各种激烈的竞争则支撑了深刻的戏剧和难以超越的艺术。
知识发展和对城市装饰的热情看起来对斯巴达（Sparta）的影响很小。他们将自己视作希腊大门的守护者，随时防备蛮族（指外国人）的袭击或者来自北方的渗透入侵。于是，斯巴达人让自己的市民和奴隶服从军事纪律，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文主义和生命的优雅。与之相反，雅典人则钟情于玄思和审美，他们有海军的保护，建造了剧院，发展了哲学，修筑了大理石的寺庙，还创作了那些唱给神灵的赞歌。
我们美国人总是认为希腊的神灵是浪漫想象的产物或者关于诗歌的隐喻；所以我们认为宙斯（Zeus）是不知疲倦的奸夫，而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是关于美丽的梦。但我们忘记了上千的经典文学曾向我们揭示：希腊人也是献祭给神灵的一些可口的动物，就像阿伽门农（Agamemnon）将自己的女儿作为祭品献给风神。在诡辩家开始削弱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之前，约在公元前450年，宗教和民众的生活很贴近，它帮助人们维持社会的道德生活。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这种具体的神灵监护让整个家族团结起来。每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比如雅典城的保护神是雅典娜。在这些神灵信仰中，人们可以暂时忘记那些鲁莽的竞争，也可以耗尽资财去修筑一座帕特农（Parthenon）神庙。希腊人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一样，主要是针对对自己的城邦和领地。希腊人有城邦联盟，但并不构成国家。所以当统一的波斯王国向希腊发起挑战，他们差点失去了全希腊的自由，因为他们更重视自己城邦的自由。
雅典是阿提卡地区的首府，这个城邦吸引我们注意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实行的政府启蒙改革。另外雅典在思想艺术方面也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雅典人尝试过君主政体和独裁统治，但在最著名的那些年代，雅典实行了有限民主。和我们开国奠基的父辈一样，雅典人也享受着奴隶的服务，但在雅典只有极少的数量奴隶，他们通常是战争的俘虏，保留了一些钱，怀着自由的希望。
同样和我们共和国初期相似，当时的雅典只有有产者才能成为公民。直到公元前507年，那些历史悠久的家族（世袭贵族或者名人之后）间才可通婚。他们控制了立法会议（Boule），或裁决法庭（CourtofJudgment），通过在卫城（Acropolis）的最高裁决法庭制定国家政策，并选择统治国家的君主。
在半封建的统治下，阿提卡的农民在公元前7世纪时处境越来越困难，这与2500年后的法国的农民很相似。亚里士多德写道：“少数有产者拥有土地，而那些耕种土地的农夫和他的妻子、孩子却常常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卖为奴隶。”很多农民通过以高额利息抵押他们的土地进行抗争，如果发现自己无法偿还，他们就逃往城镇，成为那些金融家的奴隶。阿提卡乡村中的贫困如此惊人，以致很多农民都在心中默默祈愿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赢得更多的殖民地，也会使人口有所减少。
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期。普卢塔克（Plutarch）说：“穷人和富人间的财产差距达到了顶峰，雅典城看来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救出来，……除了一种极权统治。”穷人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们由于不能收回他们合法的债务，对于那些挑战他们财产和储蓄的行为也非常愤怒，他们援用古代法律，支持德拉古（Draco） 的严酷律法，也准备镇压反抗，以保护所有的财产，维持现存秩序和古老文明。
第六部分 通往伯里克利之路第23节 梭伦
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历史上经常重现这样的情景——一个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演讲的人却能够说服富人和穷人达成妥协。梭伦（Solon） 不仅平息了社会混乱，还为所有自由的雅典人建立了更人性化的政治、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是历史上鼓舞人心的奇迹之一。
梭伦的父亲有纯粹的世袭贵族血统，普卢塔克说他“为了行善而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所以梭伦没有从父亲那儿继承到什么遗产，他聪明的安慰自己：“人最重要的财富就是身体中的腹、肺、脚能带给他快乐而不是痛苦；那些能欣赏少男少女的青春魅力的人，能使一切事物在岁月改变中的和谐共存的人才最伟大。”梭伦学着做买卖，不久就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获得了日益增长的聪明正直的名声。公元前594年，梭伦45岁时被选为“命名”执政官（代表了一部分的地域），在所有阶级和地域的支持下，他被赋予独裁的权力，并以之平息了阶级动乱，建立新的宪法，使国家恢复了稳定。
因为没有重新分配土地，那些激进分子对他很失望。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肯定是意味着内战、混乱甚至迅速回到贫富分化的混乱境地。但梭伦很块推行了著名的“减负法案”（Seisachtheia）。这一法案极为成功，据亚里士多德所的说法，“梭伦免除了所有的现存的债务，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还一举发还了阿提卡所有被抵押的土地。所有因为债务而被没为奴隶的人均被释放，且与之相关的奴隶制度也都被废除了。富人们抗议这种法令是一种彻底的没收充公，但是在十年中，意见渐渐统一，人们普遍认为梭伦措施将雅典人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比经济改革更为持久的是一些历史性法令。这些法令创造了梭伦的宪法体制的。当时，梭伦以一次特赦行动揭开了改革的序幕。他释放和赦免了所有因为夺权的政治罪而被监禁或放逐的人，并将自由的阿提卡人按财富的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人征收其年收入的12％为赋税，第二等人征收10％，第三等人5％，第四等人则不征税。于是，直接的财阀统治代替了封建制度。新的法律也对民主作出了一些改动。它向所有市民开放了国民大会（Ecclesia），民众无论贵贱，都有权在第一等人中选举自己的统治者，并让他们受制于详细审查和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规避财富权力的方式，所有的市民都有权通过抽签选举出陪审团；这是一个庞大的6000人的陪审团，为最高法院服务，审议所有除了谋杀和叛国以外的案件，人们对于地方官吏的行为也可以在此上诉。这种公众的上诉权利成为雅典民主的阶梯和保障。
梭伦的法律甚至也涉及到道德和礼教的领域。长期的懒惰被认为是在制造罪恶，过着游荡生活的人不允许进入集会组织。梭伦使妓女合法化，并向她们征税。他还建立了一些公共妓院，由国家注册和监管。法律中对强奸自由妇女只是处以罚款100元的最轻惩罚。但是任何人都可随意处死被当场捉奸的奸夫。
梭伦认为，谈论死者的罪恶，或者在庙宇、法庭、公共机构或竞技场等场合中伤他人都是一种犯罪。但他不能钳制住所有雅典人的舌头。在雅典，流言和诽谤似乎成为民主的要素。他规定：在骚乱中保持中立的人将会失去公民权。因为梭伦感到公众对国事的冷漠正在毁坏这个国家。他也规定那些在卫国战争中牺牲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抚养，并接受免费教育。
激进分子批评梭伦没有成功实现权力和财产的平等。保守者也谴责他让普通大众获得公民权和进入法庭。他的朋友阿拉卡西斯（Anacharsis）；一位反复无常的锡西厄（Scythian）智者，也嘲笑他的新体制，说现在的法律精神是“智者作辩护，愚者作决定”。此外，阿拉卡西斯还指出，不可能建立一种持久的公正，因为强权者和诡诈者都会想法扭曲现存的法律，以维护他们的利益。法律是一张蜘蛛网，只抓住了了小蚊子，却让大的害虫逃走了。
梭伦宽容的接受了所有的批评，也认识到了他的法典并不完善。当梭伦被问到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最好的法典，他回答说：“不，但我制定了雅典人能接受的最好法典。”——这是一种能说服不同利益集团的雅典人，去共同接受的最好的法典。梭伦以中庸之道保全了国家，他在亚里士多德出生前就已经有了与亚里士多德相似的思想。传说在特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的铭言：“Medenagan”（“过犹不及”）就是对梭伦的写照。梭伦的功绩使得所有希腊人都同意将他列为七大贤人之一。
公元572年，已经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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