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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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　
　　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　
　　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　
　　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　
　　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　
　　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　
　　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　
　　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　
　　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　
　　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　
　　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　
　　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　
　　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　
　　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　

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　（第114　页）提出，到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　

　（第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　
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3　期（1975　
年5　月）第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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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　
　　　　　　　　　　　　　　　　　　　　　　　　　　　　　　　　①　
　　们，我们会一无所得。”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　
　　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　
　　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　
　　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　
　　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　
　　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　
　　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　
　　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　
　　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　
　　年召开国会　（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　
　　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　
　　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　
　　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　
　　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　
　　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　
　　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　
　　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　
　　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　
　　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　
　　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　
　　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　
　　　　　　　　　　　　　　　　　　　　　　　　　　　　　　　　①　
　　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　
　　　　　　　　　　　　　　　　　　　　　　　　　　　　　　　　　　　　　　　　　　　　　　　　　　　　　　　　　　　　　　　　　　　②　
　　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　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　

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　
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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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　
　　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　
　　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　
　　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　
　　　　　　　　　　　　　　　　　　　①　
　　与清廷对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　
　　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　
　　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　
　　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　
　　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　
　　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　
　　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　
　　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　
　　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　
　　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　
　　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　
　　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　
　　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　
　　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　
　　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　
　　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　
　　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　
　　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　
　　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　
　　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　
　　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　
　　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　
　　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　
　　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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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　
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　
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　
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　
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　
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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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　
　　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　
　　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　
　　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　
　　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　
　　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　
　　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　
　　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　
　　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　
　　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　
　　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　
　　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　
　　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　
　　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　
　　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　
　　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　
　　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　
　　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　
　　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　
　　　　　　　　　　　　　　　　　　　　　　　　　　　　　①　
　　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　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　
　　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　
　　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　
　　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　
　　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　
　　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　
　　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　
　　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　
　　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　
　　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