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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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集体干预公共生活。例如他们倡议建立自卫组织，发起保护和发展新式学　
　　校或民众教育的运动，在北京和各省省会举行抵制洋货和抗议集会，等等。　
　　　　　　　民众起义也维护了清帝国领土的完整，它们使列强慑于民众起义，特别　
　　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肢解中国的希望。然而，民　
　　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　

①　参照谢诺：《1840—1949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78—85　页。　
②　尤其要参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　年中国的民众运动》，第107—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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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　
　　　　　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　
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　
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　
族内部互相救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　
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　
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社会机构受到下层力量的　
打击而被削弱，开始逐渐瓦解。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这一瓦解的开始，它的　
最大作用也许不是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励传　
统的统治阶级获取更多的地方权力，以改变它同清政府的关系。这就使得君　
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从而剥夺了他们掌权的最　
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民众起义的骚扰、外国影响的扩大以及政　
治制度显然无力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都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结合的机制。刚　
刚形成的城市上层社会企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不仅把传统的乡村社会　
置诸脑后，而且把对它的约束和它内部的团结也抛诸九霄云外了。　
　　　　　因此，这是一个脱了节的社会制度，随着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　
它的结构也被腰斩。清末的社会变化既是政治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权　
威削弱的结果。一个显著的特点也许是社会现象同政治现象相互之间有着特　
别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来自中国社会的传统组织方式和中华帝国所信奉的　
遍及各地和无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这种变化的局面的结果是通过以下　
的长期趋向表现出来的：同外国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　
人的社会地位，加强了国内几个地区的结合。这些结果跟天灾一起，还使农　
村共同体日益发生困难。　
　　　　　1911年的中国表现了一个脱了节的社会所具有的两面性的面貌（这个社　
会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对清王朝而联合起来的许多新社会力量——例如新　
军、现代上层社会和革命志士——的温床）。一个逐渐丧失了灵魂和精神而　
留存下来的社会外壳，是包不住这个新生命的。但当时被人们称呼的少年中　
国，对自己的特性心中无数，它又建立在无法辨别的千变万化的地区条件的　
基础之上，所以它也许不过是一场春梦。倘若没有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　
的元气耗尽，那些暴发户、年青军官和活跃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推　
翻清朝吗？可是最终还不是靠少年中国的猛击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吗？　
而这又难道不是由于最高统治层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吗？辛亥革命　
作为一次城市起义，被视为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发生空前变化的产物，被看作　
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　
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不过，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　
的社会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　
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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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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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目介绍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　
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像平版印刷），　
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　
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和1949年　
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　
被转载了，见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像复印的　
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　
—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　
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收集并出版　
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　
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　
1949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　
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　
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有关铁路史　
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　
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　
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　
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　
这一汇编中的23776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　
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　
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　
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　
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　
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　
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　
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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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　
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　
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　
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　
恺的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　
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　
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　
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年　
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一书是目前研　
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　
　《1849—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　
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　
　《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　
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　
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　
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　
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　
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　
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　
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　
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　
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　
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　
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　
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年可以大　
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　
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又使用中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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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　
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　
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　
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　
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　
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　
个别官员的著作）：　
　　　　　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　
统朝　（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年，　
8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年），　
3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　
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　
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　
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　
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