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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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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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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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　《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　（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　（1941　年）第1　—　4页。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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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①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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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①　
　　何作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②　
　　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