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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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　
　　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　
　　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　
　　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　
　　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　
　　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　
　　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　
　　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　
　　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　
　　开千古未创之局”。②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　
　　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　
　　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　
　　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　
　　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　
　　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　
　　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　
　　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　
　　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　“穷则变，变则　
　　通”。从1860至1895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　
　　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　
　　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①　
　　　　　　　　“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　
　　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　
　　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　
　　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　第4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　第25　页。吴云：　

　《两罍轩尺牍》，卷8　第18—19　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　第5　页。薛福成：《海外文　
编》，卷3　第8　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　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　第5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　第25　页。　

…　Page　140…

　　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　
　　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　
　　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　
　　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　
　　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　
　　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②　
　　　　　　　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　
　　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　
　　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　
　　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　
　　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　
　　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　
　　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①　
　　　　　　　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　
　　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　
　　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　
　　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　
　　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　
　　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　
　　—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　
　　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②　
　　　　　　　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　
　　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　
　　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　
　　　　　　　　　　　　　　　③　
　　外国方法。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　
　　呢？　

　　　　　　　　　　　　　　　　　　　　　　　　　　　　　　　　　　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②　全祖望编：　《宋元学案》，卷9　第5　—　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　页。严复：《严幾　

道诗文钞》，第1　册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　第16—17　页。郑观应：《易言》，卷1　第　
1　—　2页。汤震：《危言》，卷1　第13　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　第12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　第11—12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　第3　—　4　页。郑观应：《易言》，卷1　第2　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　
第1　册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3、34　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　第20　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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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　
　　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　
　　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　
　　力。①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　
　　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请　
　　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　
　　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　
　　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　
　　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　
　　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　
　　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　
　　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　
　　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　
　　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　
　　　　　　　　　　　　　　　　　　　　　　　　　　　　　　　　　　　　　　　　②　
　　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　
　　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　
　　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　（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　
　　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　
　　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　
　　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　
　　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　
　　西方人。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　
　　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　
　　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①　
　　　　　　　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　
　　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　
　　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　第528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　页。吕　

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　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　
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　《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　年》。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33—134、234—235　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7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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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年）。　
　　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　
　　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　
　　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　
　　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　
　　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　
　　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　
　　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　
　　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　
　　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①　
　　　　　　　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　
　　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声称根据中　
　　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　
　　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　
　　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　
　　外战争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　
　　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②　
　　　　　　　1872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　
　　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　
　　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　
　　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　
　　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对同法　
　　　　　　　　　　　　　　　　　　　　③　
　　国作战的政策。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　
　　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　
　　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　
　　原因。同样地，1866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　
　　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　
　　方的任何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