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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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　
　　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　
　　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　
　　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　
　　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　
　　虑。②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　
　　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　
　　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　
　　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26　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　第21—23　页。陈炽：《庸　

书》，卷7　第4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83—684　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　页。郑观　

应：　《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　—　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　页。郑观应：《盛世　

危言》，卷3　第1　—　3页；卷4　第9　页。　
②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　页。薛福成：《筹洋　

刍议》，序和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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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给地方当局参考。掌握了这种新知识　
　　以后，恭亲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海　
　　的丹麦船只。另一个例子是1875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　
　　③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　
　　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　
　　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　
　　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　
　　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　
　　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　
　　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①　
　　　　　　　　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　
　　　　　　　　　　　　　　　　　　　　　　　　　　　　　　　　　　　　　　　　　　　　　　　　　　　　　　　　　　　　　　　　　　　　　　　　　　　　　　　　　　　　　　②　
　　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　十　
　　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　
　　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　
　　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　
　　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　
　　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　
　　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　
　　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　
　　　　　　　　　　　　　　　　　　　　　　　　　　　　　③　
　　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　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　
　　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三十年内成为事实。④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　
　　—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　
　　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　
　　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　（公元前722—481年）的小　
　　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　第25　页—26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　页。　
①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574、863　页。李鸿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14　页。　
②　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　

究杂志》，卷29　第1　期　（1969　年11　月）第15—22　页。　
③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54—15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　页。1898　

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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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　（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　
　　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　
　　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　（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　
　　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　
　　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八十年代，为了阻止外　
　　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　
　　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①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　
　　决定开放朝鲜，让它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　
　　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　
　　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　
　　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　
　　　　　　　　　　　　　　　　　　　　　　　　　　　　　　　　　　　　　　　　　　②　
　　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　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　
　　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　
　　　　　　　　　　　　　　　　　　　　　　　　　　　　　　　　　　　　　　　　　　　　　　　　　　　　　　　　　　　①　
　　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　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　
　　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　
　　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　
　　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　
　　证。②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　
　　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　
　　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　
　　　　　　　　　　　　　　　　　　　　　　　　　　　　　　　　　　　　　　　　　　　　　　③　
　　　“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　
　　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　
　　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　
　　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　
　　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　第10—11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　第42　页；李国祁：　

　《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　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　第18—19　页。　
①　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　《万国公法》（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　

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　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　页。　
③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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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　
　　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　
　　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①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3　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　

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　第8　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　
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　《国家学会杂志》，卷84　第5　—　6　期　（1971　年）第257—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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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　
　　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　
　　　“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　
　　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　
　　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　
　　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　
　　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　
　　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　
　　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　
　　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　
　　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　
　　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　
　　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　
　　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　
　　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　
　　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　
　　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　
　　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　
　　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　
　　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　
　　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　
　　重实际了。①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　
　　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　
　　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　
　　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　
　　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　

①　郝延平：　《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　第7　期　（1960　年4　月）第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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