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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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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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已规定了文字考试，人们通过这种　
　　考试就有资格成为高级文职官员。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　
　　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　
　　义。它的大部分试题要求人们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然后加以释义和说　
　　明。在明清时代，每一部儒家经典都有官方的注释，它们是科举用的钦定版　
　　本。结果，应考人得努力把各经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释都死记硬背下来。　
　　科举考试就仅仅成了记诵之学与书写能力的考试，它要求的不是逻辑性强和　
　　论点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　
　　章必须包括八段，写成所谓的“八股”体。甚至字迹也必须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说中国所有的学生学习都是为了科举考　
　　试，决非言过其实。无怪乎在正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希望　
　　得到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人呢？　
　　　　　　　显然，改革考试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废除八股文　
　　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　
　　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试中开始实行。　
　　　　　　　其次，政府认识到需要一种西式公立学校制度，决定把书院改建为西式　
　　学堂。自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和盛宣怀就提倡过这种学堂，而且他们在武　
　　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这种学堂。然而，几乎不可能使学生入学，因为教　
　　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　
　　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①　
　　　　　　　清政府也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因为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　
　　缺乏合格的师资。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　
　　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　
　　鼓励到日本去留学。与去西方相比较，去日本的旅费和生活费都便宜得多，　
　　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字，习俗又相近（见第六章）。另外，人们认为西方文　

②　舒新城编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有关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价值的资料书籍。另外还有舒氏重编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　卷本，1963　年版）。关于绅士在创办学堂中的作用，参看玛丽安·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①　参看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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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几乎已原样传入日本，因此就没有多大必要费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见，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　
　　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但是它们的课程和学习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认为有统一标准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　
　　堂行政管理规章。在这种制度下，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为7　
　　至12虚岁的学生开办初等小学堂，为12至16虚岁的学生开办高等小学堂。　
　　中学堂则为16至21虚岁的学生开设。高等学堂收21至24虚岁的学生。分　
　　科大学则收24至28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学　
　　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　
　　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　（秀才）的功名。这就使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有了　
　　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①　
　　　　　　　政府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　
　　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在过去，礼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　
　　事项。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就没有授权礼部管　
　　理。1898年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但是这所京师大　
　　学堂实际上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　
　　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因此，京师大学堂这时就　
　　被定为最高学府，另设学部来管理学堂。②　
　　　　　　　1904年当政府建立这种学堂制度时，它企图在1906年以后逐渐减少旧　
　　式科举考试功名获得者的人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　
　　后最后废除科举考试。然而日俄战争的结果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日本的胜　
　　利被看作是立宪政体战胜专制政体的事例。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中国来说，　
　　立宪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为了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百姓就必须独立思考　
　　和判断。因此，传统教育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确实可以说是很有害的。在　
　　日俄战争期间，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废除科举。1905年9月，在日本的胜利已　
　　成定局时，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①　
　　　　　　　当这一持续了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时，它确实是一　
　　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　
　　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同时决定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　
　　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但这部分地要按照他们回国时考试的成绩来　
　　决定。②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23　第19—20　页。傅吾康：《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第59—67　页；再参　

看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7　章。　
②　见喻长霖的叙述，转载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第8648—8650　页；又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　

第2　章。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548　第4　—　5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233—234　页。　
②　参看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61、63、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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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据学部的统计，在1904年学堂总数为4，　
　　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在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为1，　
　　　　　　　　　　　　　　　　　　③　
　　560，270人。这些数字表明学校教育有惊人的发展。然而随着这种发展，　
　　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实际变化，这还是有疑问的。　
　　　　　　　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　
　　避免地仍然按旧课程教课。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　
　　八是有传统功名的人，他们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这就说明为新式学堂获　
　　得新教师是多么困难了。　
　　　　　　　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　
　　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　
　　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他们有许多理由来反对。绅士们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　
　　权，这并非因为他们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　
　　废除科举就意味着他们的特权要消失。此外，由于他们的子弟通常准备参加　
　　这种考试，所以科举的废除将会毁坏所有绅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　
　　那些特权。因此，绅士…文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始终反对废　除科举的。但清　
　　政府终于还是公布了废除科举的法令，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　
　　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　
　　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　
　　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　
　　　　　　　第三，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督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　
　　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学堂”与科举考试仅　
　　仅一词之异而已。　
　　　　　　　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学堂中也不得忽视。①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而且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　
　　经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在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　
　　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　
　　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　
　　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　
　　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两个学时的修养　
　　课，它是一种儒家的教育方法。显然儒家学说是被强调的；甚至学习的方法　
　　也是老一套。　
　　　　　　　在学堂的礼堂和课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由大　
　　家齐声朗诵，而且被用作教官话的课文。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民众教育或对　

③　《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①　关于此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参看张百熙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研究新式学堂的主要著作有苏云峰　

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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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民的教导（即“乡约”制）这时改由新式学堂来负责的情形；与此同时，　
　　还通过口语的标准化来试图统一国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当局对于任何新鲜事物都是极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学堂不教外　
　　语，因为害怕孩子们在幼年学外语会忽视传统的学业。此外，还认为不应使　
　　用外国术语，因为这样就不可能保持中国语言的纯洁性和坚持正当的学业。　
　　举例来说，诸如“社会”、“影响”和“牺牲”这些术语不久前从日本传入，　
　　但这些近代术语的意思与原来汉文的涵义不同。另外，“团体”、“国魂”、　
　　　“膨胀”、“舞台”和“代表”这些术语此时已经流行，但它们被认为是不　
　　　　　　　　　　　　　　　　　　　　　　　　　　　　　　　　　　　　　　　　　　　　　　　　　　　　　　　　　　　　　　　　　　　　　　　　　　①　
　　优美的，因为它们原来不是汉文的词汇，而是日本人创造的。　所以这类术　
　　语不该使用，免得使中国语言陷入混乱。　
　　　　　　　还强调在学习外国的政治和法律时宜看全文，而不是学习其细枝末节。　
　　政府解释说：“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国今　
　　　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殊不知民权自由四字乃外国　
　　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词。”“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　
　　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　
　　　　　　　　　　　　　　　　　　　　　　　　　　　　　　　　　　　　　　　　　　　　　　　　　　　　　　　　　　　　②　
　　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政府之所以对这些词语　
　　特别加以阐明，是因为它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