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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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②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　《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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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①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　（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251—256　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编：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　—　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　册第499—763　页。张枬与王　
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集　（1901—1904　年）、第2　集（1905－1907　年）。《俄事警　
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12　月15　日至1904　年2　月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大部分（1904　年2　
月29　　日至1905　年1　月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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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　
　　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　
　　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　
　　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　
　　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　
　　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　
　　　　　　　　　　　　　　　　　　　　　　　　　　　　　　　　　　　　　　　　　　　　　　　　　　　　　　　　　　　　　　　　　　　　　　　　①　
　　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军国民教　
　　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　
　　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年的　
　　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　
　　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　
　　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　
　　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　
　　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　
　　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　
　　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约八千人。　
　　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　
　　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　
　　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　
　　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　
　　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　
　　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　
　　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　
　　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　
　　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　
　　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　
　　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　
　　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　

①　玛丽·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29—30　页。关于光复会的主要材料，　

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3　册第3—111　页。关于此事的分析，见张玉　
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289—300、403—528　页　（其中有271　名已知会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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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　
　　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　
　　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　
　　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　
　　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　
　　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　
　　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　
　　　　　　　　　　　　　　　　　　　　　　　　　　　　　　　　　　　　　　　　　　　　　　　　　　　　　　　　　　　　　　①　
　　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　批评政府的人要重　
　　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　
　　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　1905　
　　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　
　　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　
　　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　
　　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　
　　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　
　　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　
　　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　
　　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　
　　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　
　　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　
　　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　
　　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　
　　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　
　　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　
　　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　
　　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