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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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行的改良本身会逐渐消除他们的专制统治于无形。梁启超这些看法的基　
础是他对中国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变抱着极端悲观的态度。他是一个敏感　
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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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看法，但这些是他信念中最执着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间他顽　
　　强地为它们战斗着。　
　　　　　　　革命党人的观点则认为，国事已经混乱不堪，而且外国势力已出现在中　
　　国，这一切都得由满人负责。正是这些本身就是异族统治者的满人，他们纵　
　　容了列强进入中国，而且又没有能力把它们赶出去。的确，清廷已经默许西　
　　方对中国的统治，以便维护它的宝座。中国之所以丧失了它从前在世界上的　
　　煊赫地位，不是墨守传统、或者人口过多、或者任何历史事件之过，而是清　
　　政府丧师失地的结果。因此，革命党人责怪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少于责怪中　
　　国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报》的作者们极力缩小外国的侵略　
　　性，一方面用来驳斥梁启超，一方面用来支持革命者的论点，即尽管列强由　
　　于中国软弱和清廷的姑息而获得好处，但它们现在也会欢迎北京有一个稳定　
　　而进步的政府。　
　　　　　　　梁启超猛烈攻击说，外国的统治已迫在眉睫，因为他坚持列强贪婪成　
　　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机会瓜分中国。他甚至反对争取获致外国资本。孙中　
　　山则坚决认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满人的时候就可取得，从而把　
　　中国推向前进。他无休止地想方设法要弄到这种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没　
　　有外国人的帮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报》的主　
　　要执笔者胡汉民，都是捍卫孙中山的观点的，所以同盟会公开呼吁外国给予　
　　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运动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会社“杀尽洋人”，现在仍　
　　在起劲地强调“恢复国权”。它的维新派拥护者们认为，它的努力即使还不　
　　充分，但也比革命党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确，当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　
　　情需要集中起来反对日本时，革命党人并未带头。相反，一只日本船为革命　
　　党人运送走私枪支，政府对它的拘留却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支持。虽然许多人　
　　对政府未能坚持抗拒帝国主义而感到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们宁愿　
　　敦促它多做点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会的一些发言人坚决认为，推翻满人的统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国主义　
　　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锐地注意到，当时革命　
　　的民族主义由反帝暂时转向反满，主要是在策略上转移了重点：“不是年轻　
　　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反帝冤仇，而是他们感到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冲　
　　　　　　　　　　　　　　　　　　　　　　　　　　　　　　　　　　　　　　　　　　　　　　　　　　　　　　　　　　　　　　　　①　
　　突，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安于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还得补充一点，　
　　革命党人不愿直接攻击外国列强，这并不妨碍他们间接地宣传反帝论点；当　
　　他们发誓要结束满人统治时，他们也保证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中国。　
　　　　　　　在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排满思潮沸沸扬扬，掩盖了其他问题。《民　
　　报》宣称：“所谓恶劣之〔满人〕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98—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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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恶也根源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　　　　　　　　　　　　　　②　
　　这样喧嚣的种族主义喊声可能主要只是一个宣传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原则，但是它创造了一种辱骂和仇恨的气氛，使得讲道理的讨论受到干　
　　扰。因此可笑的是，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时，理性反而　
　　被感情所压倒。一位学生后来在总结　1905年前后他们那一代听到各种主张　
　　作何反应时写道：“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　
　　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营养。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　
　　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　
　　护宪制政体　〔即立宪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①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　
　　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　
　　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　
　　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　
　　了。合起来看是个笑话，在1911年以前忽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利害关系　
　　和价值而且彼此视同切齿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将在　1911—1912年携　
　　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这些辩论表明了1911年以前对反清运动是多么　
　　没有准备。　
　　　　　　　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　
　　内容不但忽视了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　
　　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　
　　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　
　　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　
　　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　
　　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　
　　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　
　　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　
　　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　
　　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　
　　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　
　　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　
　　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　
　　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　
　　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　
　　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　
　　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　

②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1906　年4　月）8。　
①　蒋梦麟：《蒋梦麟自传》，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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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　
　　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　
　　江西就不明显了。①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　
　　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　
　　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　
　　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　
　　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　
　　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　
　　—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　（只有几个除　
　　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　
　　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　
　　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　
　　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　
　　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　
　　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　
　　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　
　　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　
　　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　
　　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　
　　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　
　　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　
　　　　　　　　　　　　　　　　　①　
　　民主政制”。　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　
　　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　
　　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　
　　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　
　　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　
　　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　
　　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　

①　塞缪尔·库珀：　《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1973　年），第95—96　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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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　
　　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　
　　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　
　　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　
　　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　
　　持战斗。如在　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　
　　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　
　　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　
　　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　
　　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　
　　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　
　　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　
　　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　
　　战斗现场二百英里的河内，他不能向其战斗人员提供给养和增援。广东西南　
　　的起义在开始后约四个月就全部归于失败。在1906至1908年之间，至少有　
　　五次起义，也许多达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显，连绵不断的崎岖地形给孙中山从外部支援的策　
　　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单是地理条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实行。但在日本、香　
　　港、河内和上海的革命者与他们在中国的潜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间，不只存　
　　在着距离、高山、敌军和警察的障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社会距离。同盟会　
　　的成员虽然比以往的任何组织更加复杂，但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要组　
　　织一次全国性的革命，他们必须逾越阶级的界线。孙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会　
　　社当作桥梁。但是秘密会社难以负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会社是天然盟友。两者都被宣布为亡命之　
　　徒，都由进不了传统社会等级的人组成，都憎恨外国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