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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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不断在俄国——波兰——俄国——德国——俄国中转手。现在它已经不属于波兰或俄国了，而是属于乌克兰，或是白俄罗斯？或者是某种地方帮派势力。我自己反正不知道它现在属于谁。我甚至并不真的在乎。那里曾经有过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那里所存在的一切几年后也将化为乌有。
整个世界，如果你从远方观察，将不会有人知道它能持续多久。他们说有朝一日太阳会隐去，一切将陷于黑暗之中。那么为什么整个历史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残杀？谁统治克什米尔，或是希伯伦的先人墓，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似乎没吃生命树或是智慧树上的果子，吃的是邪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吃它时带着乐趣。于是天堂结束了，地狱开始了。
有如此众多的或者、要么，你甚至连与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了解许多……而终将证明你一无所知。你母亲，比如说……不，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直接提起她，只想用一种兜圈子的方式，不然伤口会开始作痛，我将不说范妮娅，只说她身边的一切。范妮娅身边的一切或许也有点是范妮娅。我们曾有某种箴言，即当你真爱某人时，你甚至爱她的手帕。在希伯来语中，这话已经打了折扣。但是你能知道我的本意。
请看一看，我这里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手指去感受，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不光是故事。请看这个……不，它不是一块桌布，它是一只枕套，绣着旧时好人家女孩所学到的绣花式样。那是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给我绣的礼物。这里绣的人头，她本人告诉我说，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他是谁，那个红衣主教黎塞留，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像哈娅和范妮娅那么聪明，她们被送去注册入学，后来去了布拉格，在大学读书。我有一点简单。人们总是这样说我：那位索尼奇卡，那么可爱，但是有些简单。我被送到波兰军事医院，学习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士。但是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家之前，公主告诉过我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
也许你知道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没有关系，下次再告诉我，或者不用劳神。在我这个年龄，临死时未能荣幸地得知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并不重要。有许许多多“卡尔迪纳尔”＇2＇　，多数不喜欢我们民族。
我在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像爸爸。你妈妈打心里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在克劳斯纳们当中，她从来也不能表达出来，若是表达出来他们会认为她特别奇怪，尽管他们总是对她彬彬有礼。总体来说，对克劳斯纳家族的人们来说，礼貌是最重要的。你的祖父，亚历山大爷爷，要是我不把手迅速拿开的话，就被吻上了。有个少儿故事讲的是穿靴子的猫，在克劳斯纳家里，你母亲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鸟儿，挂在穿靴子猫的客厅里。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红衣主教黎塞留那儿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只有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你记得，我们女仆故事里说的那个傻村夫，他同情普通人，不吝惜自己的一点点面包，用它堵住大坝的窟窿，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王……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或许偶尔也同情我们。其他的人，国王和统治者不同情任何人。实际上，我们普通人互相之间也不怎么同情，我们并不真正同情阿拉伯小女孩，她死于送往医院的路上，路封了，因为那里显然有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某些士兵，没有心肝。一个犹太士兵……可仍然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只想把路封上后回家，于是那个小女孩死了，她那双眼睛应撕裂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夜里谁也无法入睡，尽管我连她的眼睛都没有见过，因为在报纸上他们只登我们受害者的照片，不登阿拉伯受害者的照片。
你认为普通人是这么伟大吗？一点也不！他们只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愚蠢和残酷。那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故事里讲述的皇帝的新衣，普通百姓与国王与弄臣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愚蠢。但是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嘲笑他，他只关心他们应该活下去。他对人抱有怜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得到怜悯。甚至红衣主教黎塞留。甚至教皇，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病得多么严重，多么虚弱，在这方面我们都缺乏怜悯，我们让他撑着两条病腿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对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毫无怜悯，你在电视上甚至看到他只能痛苦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然而他付出了巨大努力，默默地在大屠杀纪念馆前顶着热浪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为的是不给我们带来耻辱。这一幕让我有些不忍。我为他感到难过。
尼娜和你母亲范妮娅是很好的朋友，她们同年出生，我和那个年龄小的塔西亚交朋友。她们和公主一起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十年，她们叫她玛曼。玛曼在法语里是妈妈的意思，但天晓得她是不是她们的生身之母！或许只是她们的保姆？她们非常贫穷，我想她们连一个戈比的租金也没给我们。允许她们进家时不通过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而是通过主要入口，我们管它叫帕勒得尼克胡得。她们如此贫穷，玛曼公主常常坐在灯下给有钱人家学跳芭蕾的女孩缝制纸裙，往纸裙上粘贴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星星，星星是用金纸做的。
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丢下两个女儿，突然去了突尼斯，在那里四处寻找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现在就请看看我的记性，就像个白痴！我刚才把手表放在哪里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与我素昧平生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的名字，大概在八十年前我们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去突尼斯到处寻找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我记得清清楚楚，如同天上的太阳！也许我把手表也丢在突尼斯了？
我们房间里挂着一幅镶在镀金框中的绘画，出自某位身价不菲的艺术家之手。我记得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男孩，衣冠不整，样子更像被宠坏的女孩儿，不像一个男孩，有点分不出男女。我不记得他的脸，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身穿一件袖子宽大的绣花衬衫，一顶系带的黄帽子垂在肩膀……也许那毕竟是个小姑娘……你可以看见她的三条裙子，一条压着一条，因为一边有点微微翘起，网眼花边从下面露了出来，先是一条黄色衬裙，像凡高绘画中的黄那么强烈，再里面是一条洁白的网眼花边衬裙，最底下她的双腿显然由第三条天蓝色的衬裙遮住。那样一幅绘画，看似谦逊，实则不然。那是幅真人大小的绘画。那个颇有男孩子气的女孩正站在田野中央，牧草和白羊环绕着她，空中飘着几朵薄云，远方可见带状森林。
我记得，一次哈娅说像她那样的美人不应去牧羊，而是应该待在宫殿的院墙内；我说最下面的衬裙涂成天空一样的颜色，仿佛裙子直接裁自蓝天。范妮娅突然对我们勃然大怒说，闭嘴，你们两个人都给我闭嘴，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那是一幅不真实的画，包含了极为道德沦丧的东西。她多多少少用了这样的话，但是并不确定，我不能重复你母亲是怎么说的了，无人能够重复……你有点记得范妮娅是怎么说话的了吗？
我忘不了她是怎样爆发的，或是那一刻她的脸是什么样子。她那时大概有十五六岁。我之所以牢牢记得，是因为那不太像她的方式。范妮娅从来不大声嚷嚷，甚至连她受到伤害时也不抬高声音，她只会自我逃避。不管怎么说，和她在一起时，你总得猜度她的感受，她不喜欢什么。这里突然……我记得那是星期六夜晚，或者是某个节日结束之际，大概是住棚节吧？要么就是七七节……她突然勃然大怒，冲我们大喊大叫。不关我的事，我这一辈子只是个小傻瓜，她朝哈娅大叫。那是我们的大姐！青年组织的领袖！具有领袖气质！整个学校都羡慕的哈娅。
但是你母亲，仿佛突然之间正在反叛，突然之间开始向那些年一直挂在我们饭厅的那幅艺术作品报以蔑视。她嘲笑它粉饰现实！不真实！在现实生活里，牧羊女身着破敝的衣衫，不是绫罗绸缎，她们的脸因挨饿受冻而恐惧，而不是有张天使般的脸，肮脏的头发上长着虱子和跳蚤，而不是那样的一头金发。忽略痛苦与遭受痛苦几乎一样糟糕，那幅画把现实生活变成了某种瑞士巧克力盒子上的风光。
你母亲对饭厅这幅画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世界上不再有苦难。我想这是她生气的原因。这次发作，她一定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还要可怜。原谅我流眼泪了。她是我姐姐，她非常爱我，她横遭毒蝎的蹂躏。够了，我不哭了。对不起。每当我想起那幅美化了的画，每当我看见一幅画有三条衬裙和轻柔的天空，我就看见蝎子在蹂躏我姐姐，我就开始痛哭。
【注释】
＇1＇　语出《圣经·箴言》第15章第20节，略有变动。
＇2＇　“卡尔迪纳尔”是“红衣主教”的谐音。
25
十八岁的范妮娅追随大姐哈娅的脚步，1931年被送往布拉格的大学读书，因为在波兰，大学实际上是对犹太人关闭的。妈妈学习历史和哲学。当时在波兰邻居、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天主教和东正教派基督徒当中，反犹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她的父母，赫尔茨和伊塔像罗夫诺的所有犹太人一样，见证了反犹主义、乌克兰街头恶棍的暴力行为，以及波兰当局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标准，并深受其害。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大肆煽动对犹太人施行暴力与迫害，其回响如远方一阵隆隆的雷声抵达罗夫诺。
外公的生意也发生了危机，3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委实在一夜之间使他失去所有的积蓄。索妮娅姨妈告诉我说：“爸爸给我的许多面值百万、万亿的波兰银行钞票，被我用来糊墙。他为我们三姐妹积攒十年的嫁妆在两个月之间顺阴沟流走了。”哈娅和范妮娅不久不得不因为钱而抛弃她们在布拉格的学业，她们父亲的钱几乎光了。
于是磨坊、都宾斯卡的住宅和果园、马车、马匹和雪橇，都在仓促中廉价卖掉。伊塔和赫尔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几乎身无分文。他们租了一间可怜的小棚屋，顶上盖着沥青纸。爸爸一直喜欢待在面粉附近，设法在帕特面包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索妮娅姨妈对我回忆说，快五十岁时，他购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在海法港口附近运输面包，再后来运输建筑材料，聊以度日。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晒得黑黑的，一个沉思的男人，身穿工作服，一件洒满汗水的灰背心，他目光羞怯，但蓝眼睛里闪烁着笑意，缰绳在手中悠闲自在，仿佛坐在垫在马车上的木板上，他发现海法湾风光、卡麦尔山脉、炼油厂、远方港口的起重机高杆以及工厂烟囱，具有某种迷人而有趣之处。
既然他不再是个富人，回到了无产者的行列中，他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某种长期遏制着的快感似乎降临到了他身上，其中闪烁着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火花。正像立陶宛乌里金尼基的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我祖父亚历山大的父亲一样，我的外公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喜欢车夫生活，喜欢漫长缓慢旅程中那孤独平静的节奏，喜欢触摸着马，闻嗅它身上刺鼻的气味，喜欢马厩、马草、挽具、辕杆、燕麦袋、鞭绳和马嚼子。
在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姐姐们在布拉格读书时，索妮娅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在罗夫诺住了五年，直至她在隶属于波兰军事医院的护士学院取得了护士资格。她来到特拉维夫港口，而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和茨维·沙皮洛，哈娅“富有活力”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她，那是在1938年结束前两天。几年后，她在特拉维夫嫁给了她在罗夫诺参加青年运动时的一位领导人，一个严格、迂腐、武断的男人，名叫亚伯拉罕·金德尔伯格。布玛。
1934年，比父母和大姐哈娅来到阿里茨土地大约晚一年，比小妹妹索妮娅早来四年，范妮娅也来到了这里。认识她的人说，她在布拉格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恋爱，但他们无法告诉我详细情况。当我访问布拉格，连续几个夜晚漫步在大学附近拥挤不堪的古老石板路街道时，我任思绪驰骋，编织着意象和故事。
妈妈到耶路撒冷一年左右，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注册，继续学习历史和哲学。四十八年后，显然没有外祖母年轻时学习什么的概念，我女儿范妮娅决定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
我不知道母亲在查尔斯大学中断学业是否只因为父母的钱已经用光。30年代中期，充斥欧洲大街小巷、遍布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