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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的女儿-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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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巧妙地应对、周旋,有这么几次下来——她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她就完全掌握了事情的真相:有一个女人顶着她的名义在同她的丈夫通那种信。她问他,他承认了。开始桂玲是打定了主意要原谅他的,男人有几个不花的,尤其是有魅力的男人?别人只是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罢了。最终使桂玲决绝的,是他的态度。她问那女人是谁,他抵死不说,于是她的心凉了,知道他们是真的了。凉透了的心里,能剩下的只有仇恨,她当即提出了离婚,而后,直接找到团政委做了汇报。军队,特别是中国军队,在男女之事的要求、防范上相当严格,不严格也不行,你想啊,把成千成万体魄强健的青年男子圈在一起,一圈至少三年,这方面再不把得严点儿,有点苗头就能燃成熊熊大火,有点漏洞就能酿成洪水决堤般的灭顶之灾,所以,除了不间断的思想教育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之外,在处理上,也有着相应的严厉措施。事实上,具体实施起来,绝大部分的各级军官是相当实事求是的,有时甚至是心慈手软的,都是人,都知晓个中滋味,但,即使是那些属于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过失,也得有前提,两条:一、没有给部队造成影响;二、没有人告你。只要具备了其中一条,部队就不能不做处理。政委找副连长谈话,不谈他也清楚,处分,或者转业,否则,桂玲那里肯定通不过。他拒绝了处分。是处分就要公布,同时必须公布的,是处分的理由,他不想让他的战友他的部下知道这理由,不想让他们失望:噢,你整天教育连队怎样怎样,自己原来却是这样,当面人背后鬼啊——只有他知道他不是,教育连队时,他是真诚的,即使到此刻,他都真诚,可他怎么能跟他们解释清楚?只好走,离开,远远地。政委不想让他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军事干部,其时,任命他为连长的命令都报上来了。当然,出了这事,任命就得缓两年了,但是,要是走了,那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政委没能说服他,年轻军官的自尊心太强,强到了脆弱。他说,丢不起这个人啊,走吧。只是,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打转业报告,再由领导批准?政委同意了。他哭了,又说,我辜负了部队的培养领导的信任,给领导添了麻烦给部队抹了黑,按说,没有资格提什么要求,可是,政委,如果可能,这事儿,请替我保密。政委没有说话。他也就知趣地闭了嘴。事后,几年之后,他才知道政委果然为他保了密,对谁都没有说,对其搭档、团长都没有说,让这事烂在了自己的肚子里。那位政委当到师政委后退休了,退休之后合家搬进了一座滨海小城的干休所里。相互联系上了后,副连长年年都要专程去探望他,依然称呼他,政委。
桂玲是在离婚后知道了小梅的,知道是小梅后她大为震惊,深受刺激。原以为那人至少应该是城里人。桂玲的户口在农村,是当地联中的语文老师,虽是同在农村,论起地位、身份来,却是几倍于小梅之上的。所以以她有限的人生经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的丈夫怎么能弃高求低,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私通,乃至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最终桂玲把心中的千般揣测万般疑惑化成了一个字:贱。
小梅慢慢地跟我说了她与副连长分别再见时的情景。
“……那天我去县里给百祥的娘抓药,老太太有个心口疼的老毛病,搭的是人家的一辆拖拉机。不过三十多里的路,早晨出发,头半晌才到,路不好,车也破,那一路上把我颠的,全身骨头都散了架子,身上撞得哪哪儿是青,腮帮子都没脱得了,拐弯时一个没抓稳,撞在了车头的后玻璃窗上。赶到下车,整就是像给人打了一顿。立夏了,穿的衣裳单,上身还是短袖。我不在乎,县城里,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从药铺抓药出来,遇上一个人向里面走,我没朝他看,低着头快走,说是不在乎,能真不在乎?一个女人,鼻青脸肿胳膊上也是,让人怎么想?不知是哪根神经作怪,我觉着那人在看我,就抬起了头来,天,是他!又不是他。模样没变,可眼前的这个人分明不是当初来我家时的那个人了。还是穿着军装,可肩上、领子的肩章领花没了,只剩下几块颜色深一点的印子,光秃秃的。……韩琳护士,到现在我都觉着,世界上没有什么衣裳比军装更精神、更好看的了,可是,也没有什么衣裳比拿掉了肩章领花的军装更灰头土脸的了。想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我,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比他还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头一个念头是,他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不知愣了多一会儿,他先开了口,问:百祥打你了?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愣愣地反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他看着我的脸:都青了。我下意识顺着摸了一把,不由疼得吸了口气。他又说了,有点着急的样子:我去找百祥谈,咱们俩这事,不怪你。——这时我才突然反应过来的,出事了!
“那天中午,我们俩在街边一家卖面的馆子里,一人要了碗面,凑合了一顿。一碗面我都没有吃完,光顾哭了,为他。我想没有谁能比我更能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了,我也当过兵啊!……你是没见他从前的样子,笔直的身板,笔挺的军装,一杠三星的肩牌金光闪闪,上我们村时,男女老少都算上,没个不回头看的——是我毁了他!他直个劲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想太多;又说百祥不知道他就放心了,但愿我这边不要再出事了。别看我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可是一点都不糊涂,我说,你什么意思?他看着我,说:跟百祥好好过。我说:要是我说我想跟你过呢?他摇头:不行,那样太对不起百祥。我说:你就不怕对不起我?!他这才不做声了,半天,说:小梅,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连个工作都还没有。当时他正在等待安置办的消息,一直住在县城他一个战友家里,不愿回家住。就有这样一种男人,要么衣锦还乡,要么宁肯死在外面,也不愿让家里人知道。我说,我又不是冲着你的工作。他一口咬定不行,最后了,被逼不过了,才说了实话,他说,我现在没有心思。说完还怕我不明白似的,说,提不起情绪,对不起。”
说到这时小梅痛哭,我懂得她心理:她在他那里,不过尔尔。女人对男人的这类失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身:摆不清或死不肯正视自己在对方那里应有的位置。在男人那里,如果说事业是他的“锦”,女人只是这锦上的花,事业是“皮”,女人便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我不能这样说,不能火上浇油,现在小梅需要的是安慰。我安慰小梅:
“有的男人事业失败时才会想到女人的慰藉,有的正好相反,事业失败时不谈爱情,比如他。两者相比,后者好,起码是有责任心的吧——自己还没有着落呢,就不能再拖上一个垫背的。”
这一类的话我能做到张口就来,都不用过脑子。如果事情完全相反,我就能找出完全相反的说辞。不是没有是非,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是非观:万事万物人为本,是非标准也得依据人的需要变化,比如此刻,我在安慰人,那么把人安慰了就是最大的“是”,否则,便为“非”。小梅静听我的安慰,神情专注,就像从前听我给她讲数学,给她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这番似是而非的话会对她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以致直接影响了她对日后生活的选择。
小面馆一别之后,副连长再没有跟小梅有过任何方式的联系,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人的果断性格。小梅还得从百祥的口中,捕捉着有关他的零星信息:分配工作了……辞了工作了……去了省城了……收到我的信时小梅正在极度痛苦之中。痛苦而不能展示,每天面对着百祥和他的娘,痛苦着还得快乐着,这就生成了新一种的更深层次的痛苦。以前的痛苦仅仅是与相爱的人不能聚首,那痛苦单纯且伴有欢乐,思念的欢乐,遐想的欢乐,回味咀嚼的欢乐,同悲共喜的欢乐;现在呢,除了痛苦还是痛苦,好比感冒引起了肺炎或肾炎,继发病通常要比原发病严重得多。百祥那边也不让小梅安生。不知是有了感觉还是怕节外生枝或日久生情,尽管小梅怀孕未果,百祥也绝口不再提让小梅和副连长配对儿的事。只是加紧了自身的治疗——也是手中有了些钱了——而这些治疗都是要求配偶给予配合的。百祥便要小梅配合。这种无以拒绝的合理骚扰真真让小梅腻歪透了,可她无法也无处逃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信从天而降,她拿着这信仿佛快要溺毙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子。她把信给百祥看同时说要亲自到我家帮忙——没说三年,一步步来——百祥也是当过兵的人懂得战友情,对小梅所言也就深信不疑,心里当然不能说没有想法,但是他不敢过分违背小梅的心愿,就这样,小梅来到了我这里。
那天晚上睡前,我同小梅谈起了薪酬。
“不要!就是帮忙!”她说。
“那我心里不踏实。”
她想了想:“好吧。你们这儿都怎么给?”
“高的有一月八十的,少的四十五。”
“就四十五。”
我同意了,那时我的经济窘迫已初露端倪。
第四部分
冉建议说:“妈妈,咱们把他送回去吧。”
“谁?”
“弟弟。”
“送回哪里?”
“医院啊。”
当时是晚饭后,我带冉去取奶,海辰在家里睡觉。这么大的婴儿,一天有一大半时间要用来睡觉。只要他睡觉,窗帘就得被拉上一半,那窗帘是墨绿色的,因而房间里有一大半时间光线昏暗,而且,桌上、床上、椅背上,到处是婴儿用品:高高矮矮的瓶子,尿布小衣服小毯子……冉不仅没有地方玩,还要不断地被大人告诫说“小点声,弟弟正睡觉!”“不要动那些奶瓶,刚消过毒的!”从海辰进家,冉的周末就没有了意思。也是从海辰进家,冉的每一次归来对我也不再是乐趣。总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大床小床桌子柜子摆上再就没有多少空间,两个大人在其间活动时不时还要摩肩接踵,何况再添一个五岁的孩子?何况“一个孩子顶得上十个大人”?冉算是听话的了,在男孩子里,算是乖巧的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干什么,就这样,不到半天工夫还是碰砸了一个奶瓶一把汤匙。桌上东西摆得如同多米诺骨牌,且大都是易碎物品。奶瓶里装的有奶,让小梅好一顿扫、擦。我没说冉,但是也没刻意掩饰内心的烦躁。奶摔了,又要重煮,而且,每天的奶有每天的定量。没有这些意外,一个婴儿的正常所需就够人烦的了。我皱着眉头,重重叹气,不看冉,只叮嘱小梅扫干净一点,别谁不小心踩上,扎了脚。婴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出点紧急情况,逼得你时而要赤足在房里奔波。小梅去卫生间涮拖把,我抱起被奶瓶落地的猝响惊醒的海辰,哄他继续睡觉,书上说婴儿的睡眠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他的大脑发育和身高,同时这时的婴儿听觉灵敏性已逐渐增强,但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全,极易受惊,我一直抱着他哄了近二十分钟,他才又渐渐睡去。待我将睡着了的海辰放在床上,才突然发现,这么长时间,屋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冉呢?
冉半趴半跪在屋角组合柜的台面上,画画,每换一支颜色笔,都小小心心,轻轻放,轻轻拿,稍微弄出了一点动静,就赶紧扭过头来向我们这边看。他画画的那个地方是这个半拉着窗帘的房间里最暗的地方,但也是屋间里唯一可以容他摆下纸和画笔的地方。至今,每想起半趴半跪在昏暗屋角里的小小的冉,我都要问自己,如果,冉也是我的亲生孩子,我会不会这样?
那天,晚饭后,我让小梅在家,我去取奶,带着冉。
外面已是春天了,遍地杨花,满天柳絮,院子里的白玉兰树也开花了,那花开得洁白高贵饱满,使原本干巴巴的枯树立时变成了美丽的年轻公主,引来不少人倚偎着它摆姿势照相。我一手拿着奶筐,一手拉冉。一俟走出那间拥塞的小屋,离开了那个须臾离不开人的婴儿,顿觉天地宽阔空气新鲜,身心轻松得如同柳絮般能漫天飞舞。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这种情绪——我说过,冉是个敏感的孩子——冉对我说了上述的那番话,那番让我把海辰送回医院里的话。即使冉不是我的亲生孩子,我也没有办法面对着这样的信任、天真无动于衷。可是,我又能说什么?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事情的本质,无法改变他和我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包括海辰,包括彭澄,都将因了彭湛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我不能不回答问题,只好利用大人的经验和狡猾,装傻,拖延不答,再伺机把问题引开。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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