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考古大发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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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光中
　　读大学时，曾上过一学期的考古必修课，但老师在考古课上讲的那些发掘程序和考据数字之类的东西，实在枯燥极了。尽管授课老师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专家，讲的也不可谓不卖力，但一个学期下来，除记了几个专业术语以外，考古学在我的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最近偶然读到由龚良先生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上下集）一书，一下就被书中描绘的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及其扣人心弦的考古故事吸引住了。
　　甲骨文及其出土地点的发现过程就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晚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农民在翻耕农田时，常常翻出一些刻有奇特字形的骨片，但这些骨片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有碍庄稼生长而被填于枯井，或被打磨掉上面刻划后冒作“龙骨”转售于药店，“一斤才值数文钱”。一八九九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染疟疾取药，从中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这些奇异的字形刻划。凭着在金石文字方面的深厚造诣，经过一番考证，王懿荣确认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非篆非籀的字形刻划，乃是一种商代的贞卜文字。从此他开始大批地收购甲骨。甲骨上的刻划是一种现已绝迹的商代古文字的消息传出后，甲骨的身价扶摇直上。古董商人为了垄断甲骨生意以获取暴利，有意隐瞒甲骨出土的真实地点，诡称甲骨来自河南的汤阴、卫辉。这个谎言竟然骗过了许多人，包括著名的金石学家、《铁云藏龟》的作者刘鹗，连日本人也信以为真。最后是清末金文学家罗振玉从一个常卖给他甲骨的骨董商人嘴里套出了甲骨的真实出土地点。当一九一六年三月底罗振玉亲自踏访了安阳小屯之后，甲骨出自安阳小屯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的发现，说起来也有点传奇。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傍晚，有两个人匆匆来到云龙山下的“乾隆行宫”，叩开了徐州博物馆的大门。这两人向博物馆人员报告说，城东狮子山砖瓦厂附近出现了许多“泥人”。这一信息立即引起了博物馆人员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一大早，博物馆考古人员即赶赴狮子山附近，经过四个小时的查找，终于在狮子山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发现了人们所说的“泥人”——只见被推土机推平的地面上有两个乱坑，周围到处都是瓦片及俑的头、臂、腿等，现场一片狼藉。为进一步了解陶俑的数量和规模，考古人员随即对俑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深埋地下两千多年的西汉兵马俑群终于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原来，古代黄河曾夺泗入淮流经徐州数百年，狮子山一带因此淤积了很深的沙土。临近黄河故道的狮子山砖瓦厂常年从这里取土，以至挖出了一个大坑。当地有关部门决定将大坑改造成养鱼塘，因此进行了土工作业。由于推土机是在夜间工作，加上推斗在机身后面，所以陶俑被推出后，驾驶员并未察觉。第二天，路经这里的小学生发现了陶俑的消息由此不胫而走，所以才有了上面两人的报信，兵马俑因此才避免了更大的破坏。
　　盗墓贼的出现，使古墓的考古发掘变得更加捉摸不定和激动人心了。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的盗墓贼的骇人故事，被《考古大发现》证实它们并非无稽之谈。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发掘唐代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时，考古人员发现前墓室的右侧有一盗洞直贴墓壁而下，盗洞正好打在前墓室与甬道之间。前有墓道填土所阻，后为墓室砖壁所堵，惟有此处可以进入墓室，选点之准确，盗洞之垂直，令人惊叹。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盗洞底部有一副骨架及盗墓用的凿子、锤子等，这意味着一次恐怖的“黑吃黑”的杀人事件——盗墓者应有两人以上，盗洞打通后，由一人进入墓室盗宝，宝物用绳索吊至地面后，地面守候的人见利忘义，活活闷死了地下的伙伴，独吞了财宝。
　　盗墓是一种极其隐秘的行当。活动在黑暗中秘密进行，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也就容易暴露，所以因分赃不均等问题，同伙内讧甚或骨肉相残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避免骨肉相残，盗墓贼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父子同在地下，上地面时，须父亲在先，儿子在后。这也是遵循了人性的一般规律，所谓“虎毒不食子”。为了权力和财产，历史上确有不少儿子杀害生身父亲的先例。上述“盗规”的形成，也是盗墓贼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
　　盗洞的出现是考古发掘的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盗墓贼有一个特点——要挖就非挖出财宝不可，因此，凡被盗墓贼光顾过的古墓一般都被洗劫一空。但中国的考古工作也有一个“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决不轻易半途而废的规矩。发掘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时，墓室的中部有一个零点八米的盗洞穿过木炭层进入椁盖，考古人员的心为此而被紧紧地揪了起来，但打开椁盖，墓室里竟然满是污秽不堪的积水！排除积水后，该墓除中室东北角盗洞下方的遗物较少外，其余地方均未经扰动，说明盗墓贼并未进入墓室，而仅在盗洞附近略加捞取——这反倒要归功于墓室内污秽不堪的积水。
　　去徐州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汉墓参观的人，一定惊讶于盗墓贼的能量——数吨重的巨石通过凿出的“牛鼻子”被拽出甬道，同时又会为盗墓贼的失漏而庆幸——由于做贼心虚、过于匆忙，盗墓贼漏过了狮子山楚王墓甬道两侧密封着的几个耳室，这一失漏竟使大批文物珍宝躲过了劫难。另外，由于封建时代不允许一般平民拥有玉器，所以金缕玉衣上的金丝虽被抽走，玉片却被遗弃在了墓中。盗墓贼作案时无意中遗落在龟山汉墓里的古钱币，不仅证明了该墓曾经两次被盗，而且无形中还为确定该墓的建造年代及墓主身份提供了佐证。
　　很多情况下，考古发掘也是对考古学家现场经验和心理素质的考验。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在治理龙骨山浮土时，又在北京人发掘点的上方发现了一处洞穴。外国专家认为，该洞穴年代较晚，洞内堆积的只是现代动物化石，没有多大的发掘价值，但裴文中没有迷信外国专家的论断，他坚持用事实说话。结果，试掘不久，就出土了人类文化遗物——一枚作为装饰用的狐狸牙，接着又发现了三颗人类头盖骨化石和其他人体部位的骨化石，另外还出土了很多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和装饰品，由此确认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的存在，从而扩展了周口店古人类研究的外延和内涵，接通了从北京人到现代人之间的进化的链条。
　　一九五六年定陵挖出没有封顶的砖砌隧道后，为减少巨大的土方量和避免发掘给园内古松带来破坏，考古人员决定在第一条探沟的延长线上，开掘第二条探沟。但发掘进行了一个多月，第二条探沟挖至宽六米、长二十米、深七米时，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墓道的踪影，甚至连砖砌隧道的痕迹也消失了。发掘人员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夏鼐仔细观察了现场之后，力排众议，认为应该继续掘进。果然，当探沟加宽加长之后不久，砖砌隧道的尽头终于露了出来……
　　如果说实地考古发掘需要考古学家过人的见识，那么对于未经发掘的地下宝藏，考古学家又能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对一千多年前修建、至今未遭盗掘的乾陵的内部情况的推测：
　　“关于地宫的平面布局。根据昭陵自墓门至玄宫深七十五丈，有石门五重的记载，乾陵也凿有相当长的埏道。因为是依山为陵，不可能开凿天井，既无天井也就无过洞。同时，地宫是生前殿堂的缩影，三殿制在高宗时已成定制，因而乾陵也应有前、中、后王室，以象征三殿制。距唐已不远的南唐二陵及前蜀王建永陵的地宫布局，均为前、中、后三室，可作佐证。乾陵地宫三墓室都安置有石门，加上埏道口和埏道内各有一重石门，也如同昭陵一样，有石门五重。三室之中后室面积可能最大，是安放棺椁之所在。墓室两侧开凿众多的侧室，以替代小龛，其中将放置大量的随葬品。
　　关于葬具。已发掘的两座‘号墓为陵’的陪葬墓及勋臣墓，都使用了石椁。此时已大量使用石棺，但高宗、武则天都在洛阳去世，灵枢护送至京，‘大驾长趋，千乘万骑’，从死到安葬都近一年时间，石棺不宜固封，估计使用的还是木棺。当然也不排斥外层用石棺内为木棺——两层棺的可能性。……　
　　关于随葬品。众所瞩目的是，《述圣记碑》中记载，高宗临终时要把他喜欢的书籍、法帖、墨宝等随葬。他生前酷爱钟王（三国魏钟繇、晋王羲之均为过去人们推崇之楷行书法的代表，并称钟王）墨宝，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称为飞白体。假如这些都还存在，无疑可解开我国长期争论不休的许多学术难题。至于俑类、金钱等更是勿庸置疑的，而且都将是国之瑰宝。”（《中国考古大发现》下集，第139—140页）
　　尽管乾陵固若金汤，但考古学家还是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已经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通过缜密的分析推理，将其秘密展露在世人的面前。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回望先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作为炎黄子孙，我们的心中涌动着无限的自豪。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增强了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中华民族能够创造辉煌的过去，也一定能够创造辉煌的未来。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