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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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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12月4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50英寸、宽20英寸、高10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
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12月8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维持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将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
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陆战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着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堆挤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颤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发地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凄冷的寒风中竟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
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哈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
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谈何容易！何况军用箱也很难盛下“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弗利所说的那几只军用提箱呢（如果弗利所言是事实的话）？莫非弗利所说的几只军用提箱里所装的压根儿就不是“北京人”，或者只装有部分“北京人”？因为从夏皮罗在美国大使馆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来看，这些原始资料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先生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装箱外，对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
第三，按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弗利的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足够的不合理性。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职责他也是明白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去打开军用提箱检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盗呢？再者，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的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藏住两只箱子，躲过日本人的视线，是不应该成问题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1952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1952年不幸去世。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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