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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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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妇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像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的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
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伦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2001年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同中国关系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可是，不能不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其实是很少了解的。这种很少了解，主要是因为苏联努力不让别人了解它的真相。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福尔采娃就坦率地说过，苏联的宣传总是“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相”，“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苏联文学也大都是粉饰现实的宣传品：从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苏联呢。
中国人也写过好些“苏联研究”的书，大抵是编译或转述苏联自己印的那些宣传材料，们并不了解多少真情，写，与其说是为了提供知识还不如说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读者乐于接受它们，也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中，苏联寄托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过了许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总会剥落的。苏联的真情实况于是逐渐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当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之后，出现了不少反思这一现象的文章。就我看到过的说，在这方面，写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蓝英年。这一位俄苏文学的教授，从他的本行出发，对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桩一桩事件逐一加以评说。苏联解体，克格勃档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罗斯的出版物中间。蓝英年前往讲学，收集了许多。他写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解密的档案，许多都是中国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不仅是以新的材料取胜，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更显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一篇是讲格罗斯曼的。通过对这一位作家的介绍，人们知道了苏联文学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法捷耶夫以为写得好，可是要发表它，就必须作一些技术处理：一是书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二是不要把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置于中心位置，要添一个人物，是这人的老师，成就更大，并且是俄罗斯人；三是专门写一章歌颂斯大林。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小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却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这封告密的长信当作书评在《真理报》发表，不仅使格罗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检讨。
从这篇文章里，人们还知道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
这本书不仅仅涉及文学领域，它对于苏联历史的许多方面以及中苏关系都有所涉及。例如，谈到苏联的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职业军人组成的白军纪律比红军要好。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集体化彻底摧毁了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关于中苏关系，这本书就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兵员的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却长期不让说，1957年龙云说了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是可以说了，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就对他说，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在鲁迅生前，曾经有人称他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个说法的，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就是中国人鲁迅”。对于这两个作家的异同，蓝英年用一句话表示出来了：“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对于高尔基，蓝英年指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当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声望，一面又厌恶他为保护知识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对于怎样利用，怎样厌恶的情况，书中都有很具体的说明。
再说鲁迅。这位有着崇高声望的中国作家，对苏联一直持友好态度，为介绍苏联文学到中国来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译了《毁灭》等长短篇小说，还为神州国光社策划过一种专收苏联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对于鲁迅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蓝英年指出：“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并且指出他也介绍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品，这是确实的。当年鲁迅写的一些关于苏联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他的那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论就论据还是论点看，都大成问题。不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为鲁迅作过一句辩解：“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相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2月19日）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真相。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文汇原创丛书”推出了他的新书《回眸莫斯科》，就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知识和新启发。
这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先生以西蒙诺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日日夜夜》为例，说：“《日日夜夜》等小说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承担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年代，即遵从中央的旨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旨意，创作出来的，所以不真实，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在《日日夜夜》之后，西蒙诺夫又写了四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候写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对斯大林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了。书中评论说：“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砌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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