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风吟 [日]村上春树(成名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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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5年前死于脑肿，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3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换在肋侧。“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笑得似很开心——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笑。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汁汽水？”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彻底冰镇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带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8岁以前。8岁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时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面上并拢，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全神地看着。那像鸡尾酒杯般凉冰冰的小手；俨然与生俱来那样极为自然地将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并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远为得体。　
　　“8岁时小拇指挟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马铃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个印度人。”　
　　“真的？”　
　　“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大校8年时间里杀死了包括豹子在内的125只老虎和豹子。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地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21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