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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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棋胡作乱为，竟将
分会机关变成了特务站的御用工具。陈棋和吴赓恕打成一片，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陈棋又将忠义救国会漫无限制地大肆发展，招揽了无数流氓地痞，使之成为特
务站的猎犬。吴赓恕是个嗜杀成性的大刽子手，在开封及各地大肆搜捕革命爱国青
年和进步人士，秘密押人东华门的特务站机关，施行各种极残酷的刑讯。每至夜深
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惊然。他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
害人装人麻袋，用卡车载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
他手上，在东华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这就不仅使一般
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即在复兴社的会社员中，也有不少人为
之触目惊心，因而对组织起了怀疑，态度消极，想要退社。同时忠义救国会吸收的
那些流氓地痞，又仗着特务站的威风，不但看戏进馆子不买票付钱，并且公然贩毒
走私，抗拒检查，只要他们挺起胸部一拍说“我是东华门的”，谁都不敢阻拦他们。
　　　　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不仅那些中下级的军政机
关不敢得罪他们，甚至他们还敢公然到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去闹事。萧洒、陈棋等又
经常随便就为会社员写介绍信给各专员、县长要这要那，这些人就拿着介绍信到各
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强行坐索，非要不可，使得一些专员、县长们敢怒而不敢言，安
身不了。复兴社在河南闹得天怒人怨，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边，蒋介石不得不表示
震怒，要复兴社和特务处分别撤换萧洒和吴赓恕等人。
　　　　复兴社和CC团的斗争复兴社不但对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党派一律敌视，对国
民党内和蒋介石系统的其他派系也同样敌视，即使对蒋介石直接掌握的CC团和政学
系，也是充满着明争暗斗的。复兴社是黄埔系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就是黄埔系，而
黄埔系一贯自命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地位自居，而把CC团认作是蒋
介石的“螟岭子”，把政学系当作师爷或管家之流看待。对于CC团自然必须坚决加
以排斥。因此，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
　　　　蒋介石使用黄埔系，主要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则概不给
与，在各省市也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而且还是逐步分给的。因此复兴社
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
政权的争夺。实在说，CC团对复兴社的斗争是被动的，因为蒋介石划给复兴社的范
围，CC团绝对打不进，也未必想打进；而复兴社则硬要打进CC团的范围，这样，就
迫使CC团不得不起而抵抗了。
　　　　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对CC团是有意逐步加以培植的，但初步划给他
们的活动范围，则主要还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总体系的
另一系统。可是黄埔系却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自己的天下，从而自然不能
坐视CC团来分夺这份嫡传的家业；尽管“老头子”（指蒋介石）暂时没有让这个
“螟岭子”去管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能让他们去独霸。同时
复兴社在文化界和教育界也吸收了不少会社员，不能不替这些人找出路，从而也就
必须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与CC团争夺地盘，双方便不能不经常发生摩擦。1933年我
们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CC团认为这是复兴社的一个攻势，就赶忙组织一个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来抵制。1934年我到上海筹备成立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陈立夫
曾亲到上海主持文化建设协会的发起人会，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
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市长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
面都参加了。但是文化学会的锣鼓却打得更响，活动更积极，特别是文化学会拥有
大批大专学校的学生为会员，比文化建设协会搞得热闹得多，声势竟超过了他们。
　　　　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为此还受了陈立夫的严厉斥责。当时暨南大学的复兴社
分子与CC团分子也发生了一场争夺学校实权的严重争夺战（事实经过已记不起了），
竟至发展到双方都动起武来。学生中的复兴社分子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特别是复
兴社所指派领导这个斗争的人又是黄埔学生，他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军事编组，公
然在学校按照作战部署进行战斗行动，使得CC团分子抵挡不住，甚至被包围封锁得
无法出校。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CC团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潘公展急得没
有办法，只得找复兴社的负责人直接谈判，而复兴社的负责人又故意避不见面。他
们给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得请吴铁城出来转圜，复兴社的负责人才答应与吴、
潘直接进行谈判。吴铁城约集双方，连续谈判了两次，才息兵言和，当时我也是参
加了这个谈判的。复兴社上海组织由于这次争夺战的胜利，声势更壮，气焰也更高
起来，简直把CC团不放在眼里，到处对他们找事生非，进行挑战，使陈立夫恨之人
骨。因此，1934年六七月间邓文仪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时，陈立夫便乘
机向蒋介石控诉，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许
多不良影响。于是，蒋介石一方面撤销了邓文仪个人的一切职务，同时下令解散中
国文化学会。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
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即在小学方面也同样不免。
　　　　复兴社与CC团在其他各省市各个方面的角斗情况，强弱胜负各有不同，也有许
多地方是CC团占优势，但凡是CC团伸手所及的地方，复兴社也一定就要跟着伸手去
进行争夺。
　　　　所谓十三太保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
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
出是哪十三个人。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
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
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
“十三太保”总不外是这么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
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
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
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
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
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待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
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他
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
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
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
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浑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
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黄埔学生对一切非黄埔出身的人都视为异己
分子或雇佣性质的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即如自称是黄埔四期学生
的蒋坚忍，以蒋介石的同乡同宗而特受知遇，历任至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职位，而
且对复兴社非常热心，但也因其姓名不见于黄埔四期同学录，便被认为是冒充黄埔
学生而受到排斥，在组织中始终钻不进领导层来。刘健群所具有的条件，还远不如
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
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
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
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
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哈，有奶便是娘，不过
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架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
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
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
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膝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
　　　　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
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
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
　　　　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
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
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
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
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