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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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组长陈某，是浙江诸暨县人，军统特务训练班出身，只20多岁。配备的
行动人员很多，都是一些如狼似虎的打手，且有青洪帮人物。这一群杀人不眨眼的
小魔，都是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人。在平时逮捕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在审讯时
用毒刑是他们的专业；杀人时则是刽子手。在押的军统有名的杀人特务朱山猿（解
放后潜伏在上海被捕）也是该组组员之一。
　　　　第三组组长徐某，江山人，因办事不力，贪污有据被拘办，提用在押的东北军
副军长黄显声担任，据说他是为与日正操同志的关系被捕的。吕在参加八路军之前，
是黄的团长。黄为人忠直能干。黄与我同住忠斋很久，颇为接近，无话不谈（解放
前夕为反动派屠杀）。至该组组员在犯人中提用者，计有宋绔云（杨虎城秘书）、
杨醒民（杨的警卫员）和张学良的副官张某，这几位后来也为反动派所屠杀。
　　　　第四组为添设单位，组长人选也是提用在押犯人、军统干部、广东海军舰长郑
某。组员之多，仅次于第二组，除周养浩江山系的乡亲多人外，多在囚犯中提用。
如丁氏兄弟、王某等。丁某原在南京开汽车行，因会开车，所以调作司机。王某则
因干过报馆经理，调任印刷所职务。
　　　　特务大队长，原系浙江詹某，后因事禁闭，改派吴某代理。
　　　　至于教务所，自成立之日起，即由在押囚犯文光甫担任所长。文系四川人，法
国留学生，系邓演达的秘书，与邓同时被捕，为人沉默寡言。反动派认为他修养有
素，所以调充此职。教务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
是在大学毕业或留学的；能通几种外国语文的，颇有其人。绰号“西班牙”的杨某，
通英、德、法、西以及希腊文。孙履平通英文，当美国人来参观时，即由其担任翻
译。周科征通英文，文光甫通法文，我通日文。所以外语班教员，颇不乏人。在教
务所长之下，设有3　个股。（一）教导股，股长系刘丕光，哈尔滨人，北师大毕业，
因从事救亡工作被捕。股员车耀先，是四川军人，中共党员（解放前被屠杀）。蔡
某，湖南人，原系党员。严守三，桂系分子。孙履平是CC系分子，同时与军统有关
系，在抗战时担任外交部驻沪工作，自由后当选伪立委。此外尚有军统干部李楷、
黄民魂、王某（鄂人，吴佩孚的秘书）等3　人。（二）编辑股，股长是我，曾参加
民主反蒋运动。我曾在息营作过一次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学术演讲。股员有李
楷、周科征等。我受处分后，即由周负责。（三）图书股，由车耀先及王某主管。
以上这些人，完全是在监的囚犯被提出参加工作的。至于间接为教务所服务的知识
分子，为数更多，但主要系为几个刊物写稿。如后为反动派屠杀之罗世文同志和在
白公馆逃出之韩子栋同志等，都是复活月刊和读书指导的经常撰稿人，名义是特约
撰稿，一般都有稿费。至被提出直接参加工作的，则给以不同程度的津贴。
　　　　　　　　　　　　从所谓思想教育到生产活动
　　　　反动派从他们的特务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关和杀是不足吓倒中国人民的。他们
认为必须加强思想感化工作，要求一般人在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前提下
统一思想与行动，死心塌地地永远跟着反动派走。这是一方面。再则戴笠想广收人
才，为将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这样，所以戴笠才将息营的思想教育工作，提
高到第一位，同时并主动地去争取高级知识分子。教务所的扩大与充实，在他们的
主观愿望上，是完全为实现这种目的与要求而进行的。从教务所的工作内容概括起
来谈，可以归纳为两个重点：第一是思想感化工作；第二是思想考核工作。而其归
结点则为加强思想统制，使人们思想一元化。
　　　　在具体办法上，关于思想感化工作方面，具体的措施是加强反动思想的灌输。
环绕着这个重心，有几个实施项目，主要为读书指导、笔记解答、学术演讲、集体
训话、个别谈话、文艺宣传等。一方面要强调反共，一方面则须研究封建主义、资
本主义的唯心哲学，为中国法西斯独裁找理论根据，以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基础。不
管他们采用什么方式方法，都不能离开这个宗旨。因此，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就
成了息营必读的圣经，而最后则以《中国之命运》作为神圣的教材。即汉奸周佛海
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戴季陶的反共著作
等，也成为必读之书。同时又配合一些《四朝学典》、《曾文正公全集》之类，作
为参考的资料。周养浩是戴笠的代理人，每周必举行纪念周一次。除了讲解党员守
则或大事攻击共产党发挥其反共的理论外，就是宣传蒋委员长的伟大和老板戴笠的
英明。读书指导所指导的，复活杂志所宣传的，笔记解答所教导的，文艺活动所标
榜的，也不能脱离这个范围。试一检查多年来在复活月刊上，在读书指导上，在养
正周报上所发表报道的东西，可以说是一贯地灌输反动思想。而人们天天在笔记上、
日记上所写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应景违心之语。在那种万恶环境之下，人们为了生
存，只有这种伪装来保卫自己，以待将来。因此，我可以总结一句话，反动派在思
想感化这个工作上，虽然用尽了心机，耗尽了心血，但所得的效果是相反的。连他
们的特务干部，在内心与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在反对自己，如何能感化别人！
　　　　至于思想考核工作，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很低，所以考核也是非常空虚的。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个别谈话、修养报告。日记、笔记审查、奖励报告等。以个别
谈话论，一方面是灌输反动思想，但主要则为考核思想。这个工作，反动派是十分
重视的，而且抓得很紧。每天从主任起，到教导股的每一个干部止，几乎是夜以继
日地不断进行。有些人被提出来，往往一谈便是半天，要点都作出记录。教务所的
工作者，不止是在倾听对方的谈吐，同时也在说教，好似牧师要说服一个不信仰上
帝的人。所以，谈来谈去，决不能得出结论：对于个别谈话的人，已被谈得心说诚
服接受了感化，给以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考核鉴定。关于修养报告，那是在管理上一
种消极记录，主要是第二组提供的材料。同样，不能以这种材料为根据，就判断某
人思想的转变。一个作为犯人的人，只要不犯监视，不发牢骚，而又参加劳动生产，
被认为是好的表现，但决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内心转变，或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至
于日记、笔记的审查，实际上也是不足为凭的。最后谈到奖励报告一项，主要是由
秘书室供给材料，附有他们的考核按语。看来，多是一些隔靴抓痒的话。此外还有
一点工厂方面的考勤记录，不过是请假与工作的登记表而已。
　　　　反动派的手法，是麻醉与收买同时并行的，为配合教务所的思想教育工作，他
们有一套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大都为金钱、日用品与加菜之类。被提出参加工作的
少数人，包括教务所的工作者在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经过斗争生活的人，是不
容易被其麻醉软化的。所以整个说来，教务所干的教育思想工作，包括感化与考核
在内，从某一角度看，或者起了一点安定作用，但从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与要求来说，
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次，说到息营的生产活动。
　　　　在后一阶段（解放前两年）反动派对于生产业务，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大力在
干。这决非为了改良息营的囚犯生活，主要是周养浩想以息管为经济地盘来剥削囚
犯的劳动力——无偿的劳动力，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
　　　　生产部门最大的业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工厂，一个是运输和商业。工厂方面
主要为印刷所的经营。他们从贵阳买进了几副圆盘印刷机和几副全套活字，又从贵
阳聘来一些排字工人与印工。即在营内建筑工厂，训练工人。挑选大批有文化的比
较年轻的人犯参加排字与印刷的短期训练。从息烽、贵阳、重庆各处，接受大批印
件。局本部的文件表册，都由息营包办下来。至于息烽县府、息烽训练班一应公文
教材，也由息营一并承印。至于息营本身的东西，如复活月刊、读书指导、养正周
报这几个刊物，当然都一致改为铅印出版了。在人歇机不歇的情况下，印机简直是
日夜不停地工作。工作的人，几十人一班，轮流交替，还忙得不得了。可见生意兴
隆，生财有道。但作为工人的囚犯们，则普遍感到疲劳过度，营养不足与睡眠不足，
大都眼睛红肿，面黄肌瘦。即使在大棒鞭策之下，怠工、破坏机器和将铅字偷出使
无法完成排字上机等消极抗拒行为，则是经常发生的。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种事故，
建立纠察小组，日夜监视。同时又实行物质奖励办法，来刺激犯人的工作情绪。
　　　　周养浩为了投机倒把，除了将息营的几部大卡车专作运货之用外，同时还买进
了好几部。利用犯人丁某兄弟等为司机，一面又以带徒弟方式，训练临时司机。为
了怕犯人逃跑，每一辆车子都配上一二个刽子手，作为押车人。驱使这般犯人司机
日夜不停地奔驰于贵阳、昆明、重庆之间，为反动派的发财服务。因为当时在抗战
期间，后方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各处都是货堆如山，无法运输交流。同时，又派出
心腹干部多人，分驻昆明、贵明、重庆各处，坐地打听行情，并用密码电报相互报
告。如他们在贵阳大批收买木炭、纸张等，运到重庆发售；又从昆明购进大批化妆
品，运到贵阳、重庆。转眼之间，获利几倍。周养浩又命令在运货车上挂上军统的
旗子，作为军用品运输，既不缴养路费，又不缴税捐。当时的交通检查都掌握在军
统之手，所以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除上述两大部门之外，在工厂方面，还有几种业务。如缝纫部也动员了几十个
囚犯工人来干。除了息营本部的囚衣外，接受外边大批服装生意，同样是剥削犯人
的无偿劳动，最多支付几个聘来师傅的少数工资。加上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与
草鞋部的几个单位，都与外面挂上了钩，不止是有货输出，而且有时还派人出去工
作。即以内部所设的消费合作社而论，从饮食业到日用品，行行俱全，其实是合作
社其名、商店其实。以上的巨大收人，绝大部分是人了周养浩、戴笠、毛人风等人
的私囊。因此，在军统中，大家都视息营为发财的宝库，可是因为周是戴笠、毛人
凤的宠儿，他的政治地位也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无法动摇。
　　　　　　　　　　　各种问题研究会和戴笠的野心
　　　　1944年夏，因苏联的反攻胜利，国际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戴笠曾到
息烽视察，对于息营的全部情况，认为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尤其是在禁的许多民
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吏，既不能全部杀光，也不敢全部释放，究竟如何
善后，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戴笠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收揽一些
政治人才。他的策略是，第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第二步再来运用他们。戴与周养
浩作了几度详密研究之后（据周事后谈，戴曾将全监名册详细审阅，在若干人的名
字下，加了批语），就定出了一个计划。先拨3　万元经费，挑选一部分人组织各种
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此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具体的
措施是：一次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
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补充他们的精神食粮，并供研究参考之用。
　　　　开成立会那天，在一个教室里，布成圆桌式的会场，摆上桌布鲜花，在另一个
教室里，则摆好了几桌筵席，水陆杂陈。开会时，周养浩首先讲话，大意是“各位
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
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
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云云。这一席话使我们啼笑皆非，
无话可答。以后即进入饮宴之境，大家碰杯猜拳。在那种环境里，我们得到这种待
遇，诚然有点意外，但每个人思想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阶下之四，前途命运，
还是未知数。而且这个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还是一个谜。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