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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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
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呼吁和平”是一个永恒的追求，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信仰，对和平的
漠视，是一个民族愚昧的表现，张申府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正反映
了我们对和平的陌生。

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天然的向往，我们不能自己设定只有打败了对手
以后才能获得和平，这种思路的逻辑前提是对方没有和平的诚意，可他们自
己却忘记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我以为我们应当持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书
生论政，唯负言责。我们不应当从一时一地、一党一派的具体利益出发去评
价，而应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去分析。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
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
的，张申府的命运在半个世纪之后所以还在缠绕着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正是
由于他悲剧命运中蕴含着中国社会中最为残暴的东西。张申府在1945　年初
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
回应却截然不同呢＇2＇？研究张申府命运的当代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努力争
取实现一个不因言论而受迫害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
候都应当以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为自己言论的基本原则，一个正常的社会绝
不能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对其加以迫害。在《观
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
进、钱端升、梁漱溟等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他们的命运也几乎与张申
府一样。　　＇2＇《张申府：一个呼吁》，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
合作纪实》下卷，第512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1　月。

我们回顾一下张申府讲了些什么话。

张申府在文章的一开始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
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
样的成功的前程”。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谁正打得
顺手，不说读书人了，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
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
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


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
但他还是这样作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
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
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
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颇反感，如果天下一旦
归于他们，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
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想一点更策略的方
式，这是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的，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
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
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
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张申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以自己正直的言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他理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作为中
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张申府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
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
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呼吁和平》可以说是张申府对沉默中国的一份宣言书，我在读这份
宣言书的时候，分明感到张申府呼吁和平，其实更多的指向并不在于参预战
争的双方，而是对国人麻木状态的痛心疾首。他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
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
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
无补，更且于已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
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
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
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
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

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
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
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
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
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
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
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
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
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
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
注意到是与非。”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
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
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
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不是政客，所以他不能为某一党某一派的利害说话，这就是他
不同于同时代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选择的重要之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
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张申府在历史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以人道的立场，


以良知发出的呼吁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言议政，以言参政作了一项尝试，尽管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他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品德是值得后人深思的，至
少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成为
特立独行的人，张申府是这样，他的晚辈储安平也几乎走了一条与他相同的
道路，这种知识分子身上才寄托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
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
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
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应该记住，在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以自
己的生命启示着未来的中国人：热爱和平。

《观察》与学潮

《观察》存在时，正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作为一个
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观察》在这时期几乎介入了一切与国家
前途有关的大事，成为研究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刊物。《观察》是一个政论
性的周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给予特别关注，举凡一切有关政治生活的事件
《观察》都有极为详细的报道。读过《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储安平对于新疆
问题、台湾问题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观察》曾出版过有关新疆问题的
专号，对于北塔山事件，西康民乱，台湾二二八事件都有详细报道，这可能
与储安平对新疆问题的兴趣有关，也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
族情感，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统一问题的关切＇1＇。　　＇1＇《观察》第1
卷第14　期。

在1946　年至1948　年间，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件事情影响极大，
那就是所谓的学潮问题。《观察》对学潮的详细报道、评论集中反映了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评价。研究《观察》，特别是
注意它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个侧面。

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潮的不断兴起，史家自有评价，具体情况，我
不愿详述。我只想指出，在这一时期爆发的学潮集中体现了当时热血青年对
国家的强烈不满，至于这类学潮是否像后来历史研究中所认为的是有共产党
的领导等等，我不予评价。从大量已披露出的历史资料看，共产党有意识地
参预了学潮是可能的，但它的作用显然被扩大了。

这是必须明确的，像历史上多数学潮的出现一样，它首先是社会各种
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多数学潮绝非谁想发动，谁想
领导就可以掀起的，我对学潮的看法是一般说来自发性是其基本特征，另外
不管学潮最终结果如何，学潮总是对的。

1947　年后的《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报道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一种精神状态，从沈祟事件引发的各地学潮、反美扶日突击大游行以及全国
性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观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观翔实的报道。

《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肯定学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我的热情。

二、对于由学潮引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论是支持学生，
并保护学生的热情。

三、对于介入学潮的大学教授给予积极支持，对于教授在学潮中各种
表现给予详细的报道。

四、对于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政府迫害学生不仅给
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呼吁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

储安平本人对于学生的一切行为有清醒的理性评价，因为他本人是一
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对于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理解。
《观察》在整个办刊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
年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从没有责备过青年，对于青年的过激行为，储安
平都给予宽容和理解，他总以为青年的热情是极为可贵的，容不得有少许的
伤害。他认为：“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
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
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
个没有生命的社会”＇2＇。　　＇2＇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
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观察》第3　卷第16　期第4　页。

对于学潮的不断出现，储安平的看法是：这绝不能怪学生，政府理当
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
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
的良才＇3＇。《观察》对当时各大学学生的活动极为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
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也不惜篇幅加以详细报道。

因为在储安平看来，今日这一批青年在学校内部所受的民主训练，与
二十年后中国政治的趋向有关。他认为，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看到
每一个社会现象在日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他希望“政府应当能创造一
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
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话动，削弱他们的活力”＇4＇。　　

＇3＇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
之不妥，《观察》第3　卷第16　期第4　页。
＇4＇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
入学之不妥》，《观察》第3　卷第16　期第4　页。
学潮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失过，从五四运动、三
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以及发生在40　年代中期以后的多次学运，从规律上
看，一般引发不外二条，一是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二是现政权腐败。学潮很
少有完全胜利的时候，但它在道义上总是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知
识分子对于学潮的评价在1949　年以前是这样几种态度：以大学教授为代表，
他们首先是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