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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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名望的女作家吴瑛。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1937～1945）选入了吴瑛的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康濯同志却去了。我未能完成他的嘱托，我没有找到吴瑛，那项关怀对我们曾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真正的纶音。
　　我辗转地得知到吴瑛的确切情况时，她已经弃世十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躲避当时气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吴瑛隐姓埋名，在远离故土的长江之滨，谋得了一份县文化馆的小差事，有苦难诉、悒郁无言，带着她控诉的笔，在四十刚过的华年，含恨而死。
　　“历史”这个复杂的过往，并不会因为部分人有了清醒的认识便可以尘埃落定。在钦定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下，淹没的岂止是成千上万的无辜。我寻觅着能为吴瑛说句公道话的机会，每每碰壁。我只好自恰，我想：连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也有人只从1937年算起，八年抗战人人耳熟能详，1931年到1937年，连抗联名将、共产党人杨靖宇将军尚未能大张旗鼓地进入抗日救亡史的视野，那个国民党的马占山撑起的抗日大旗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似乎东北只剩下了汉奸。因此，你在满洲国的时空下，舞文弄墨，不是汉奸是什么？你要为汉奸正名，对不起，请稍候。
　　信息来了，加拿大卑诗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给我来了封信，说他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东北沦陷区的女作家。信是用英文写的，我赶忙又查字典又向人请教，明白是明白了一些，却没有捕捉到论文的核心。我与此洋博士生并无瓜葛，想不出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冷门，很可能他担心我的英文水平，又把他努力用中文写就的答辩稿寄给了我。
　　文章的核心闹清楚了，使这位博士生倾心的是东北女作家的“忍耐”，因为，在那种殖民地高压的环境下，不但未写谄媚的文字，且足足地暴露了黑暗面，为讴歌的皇道乐土道出了逆耳之音，真格是勇气非凡，忍耐非凡。司密斯评价为：这是女性的奇迹。
　　其实，这个奇迹对我们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头上两重天，伪满一层、日帝又一层。升斗小民，第一是要活下去，要活、活得有良心，就得忍耐。洋博士生活在相对自由的天下，与“忍耐”不沾边，他当然只有惊震于满洲国女作家们的“庞大忍耐”了。
　　我很想把洋博士这番心意说给中国读者，我这个边缘之人，与传媒了无过往，想不出短文投给哪个刊物能被启用。这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约我参加一本新书《我家》的座谈会。《我家》梳理了情感、理性双错位时代中的一家人的故事，那无辜的一家六口人中，五人曾坐牢，一人送命。可以说他们是秉着良心忍耐到了极限。出版社约我评书，触动了自己心中的块垒，往事如烟，我噙泪难言，说了几句题外话，唤起了同座的《博览群书》主编常先生的同感，约我将发言定稿交他发表。
　　常主编的相约，使我意识到了实事求是的论述正在逐渐成为可能。我欣喜地写下了怀念吴瑛的短文《一代故人》，寄给《博览群书》，并提出三个不情之请，希望能将司密斯的中文手稿原样发表。这多少有些赌气成分，是我的小心眼：“看看吧！老外是如何评价满洲国女作家的。”　　　《博览群书》发表了我的小文和司密斯的手迹，司密斯据此和通过的论文一起向加拿大政府申请研究经费。加政府批准了，助他继续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继续研究，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随着这位洋博士的努力，中国沦陷区文学在欧洲大地、美洲大地风光露面。他的博士导师温哥华资深教授、亚洲史专家史恺悌（一个起了中文名的老外）为此十分欣慰，鼓励他好好干，说他添补了加拿大研究东亚史的一项空白。
　　如今，司密斯在牛津大学，在华盛顿大学，在滑铁卢大学讲述东北沦陷文学，还应约在2004年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笔会上讲评了他的研究，获得了好评，我的心病也因此有了化解，那个温文典雅，外形隽美，内心刚烈的吴瑛也在典籍中复出，向世界呈现了她那不平凡的一生，她那不平凡的个性，展示了中华女儿的旖旎风貌。
　　一位世界级的哲人说：一个民族在她上升的过程中，用哪种方式与过去告别，将直接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博览群书》刊出的吴瑛介绍，是种与过去告别的可贵方式吧！


先父粱漱溟与北大
■　　梁培宽
　　一
　　　　　先父梁漱溟入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秋冬间；辞去教职离开北大则在　1924年夏，前后约七年。这七年的北大生活，在他一生中的意义非同一般。
　　早在1912年先父就曾见过蔡元培先生，且不止一次。那时蔡先生是内阁阁员，任教育总长。先父那年十九岁，任《民国报》记者，常出入国会、国务院，在公众场合见过蔡先生；景仰蔡先生，却无单独面谈的机会。1916年秋冬，又去见蔡先生。这次去与四年前不同，不是去采访，而是以自己刚写成发表的长文《究元决疑论》向蔡先生请教。
　　先父离开《民国报》之后，居家闭户不出，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前后约四年。后来先父即将几年来的研读心得加以总结，写成了《究元决疑论》，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惟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先父早在中学时就读过蔡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也知道蔡先生喜爱哲学。1916年下半年，先父得知蔡先生自欧洲回国，已来京出任北大校长，即请范源廉先生代为先容，征得同意后，即往谒蔡先生。据先父回忆：“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后来“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大家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末后的几句话真正的打动了他。常言道教学相长，抱这种态度来北大任教再好不过。自己怎能舍弃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呢。于是先父将此事应承下来。不过当时先父正在司法部工作，为司法总长张耀曾（他的舅父）任秘书，一时不得分身，实际到校任职，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1917年10月末或稍后些的一天，先父终于到校任职。这一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晋见蔡先生，其经过他有以下的记述：
　　我的意思是，不到大学则已，如果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
　　人们不应忽略，当时的蔡先生已年届半百，是清末的翰林，又曾游学欧洲，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老前辈。而先父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过中学学历，只对佛学有所钻研，刚受聘为讲师，且尚不曾一次登上讲台。由此可见，先父似过于认真，又颇为自信；认真与自信得似乎在老前辈面前有欠谦恭，而蔡先生反显得十分宽容大度了。
　　先父人北大经过，大体如上所说。可是或出于对蔡先生求才不拘一格表示推崇，或为了对先父自学成材表示赞许，不时有种种传盲见于书刊。如说，先父考北大不被录取，于是发奋自学，终于实现了“不录取我当学生，我却要去北大当老师”的愿望。又如说，蔡先生求才若渴，虽知先父曾未被北大录取，但仍坚持“当学生不够格，那就请他来北大当教授吧。”实事上先父中学毕业后即参加革命活动，不谋就业或升学，从未投考任何大学。先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作过更正说：“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但似效果不大。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二
　　
　　先父不曾入过大学之门，却能登上大学讲台，自然有些不同寻常。据《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一则二三十字的简短“通知”，可以确知他首次开始授课的日期为　1917年12月5日。他七年的教师生活就从这天开始了。
　　七年间他所讲授的课程大约有三门：“印度哲学”、“唯识学”与“孔家思想史”。“印度哲学”大约每学年均为高年级学生讲授一次。“唯识学”自1919下半年起，约讲了两年，即改由熊十力先生担任。“孔家思想史”则讲授于离校前最后一学年。这门课颇受人们注意，除了注册选修此课程者外，自由来听讲的学生亦很多，还有来自校外的。据先父记忆：“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可见“来听者之多”；可“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
　　于授课之外，先父七年间所作讲演不少，如“佛教哲学”（1918上半年）、“孔子哲学”（1918下半年）、“因明学在佛法中的地位”（1919年）、“宗教问题”，以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其中以末一个最为重要。
　　东西文化问题的这一讲演作于1920年下半年，而对于此问题的思考与酝酿则早在入北大之初（1917）。先父说过“我当初研究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到了1920年下半年，他终于将自己对此问题三四年来的思考与研究所得，在校内作了连续讲演，约一二十次之多。
　　这一讲演的进行似也有些不同寻常。在开始之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一则启事，其内容是说他“决定在讲印度哲学、唯识哲学之前，先取东西文化问题略为剖释”，为此“拟以印度哲学之三小时略讲东西文化，其唯识哲学两小时暂不上课。一俟讲毕，仍各照课程表办理”。这就是说，原来由他讲授的两门功课全暂停，改为每周用三小时介绍个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结果。原有课程暂停多久，可视需要而定，并无限止。有位老北大人的回忆录中说：“开什么课是教师的自由，至于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先父当年似即曾享有了这种“自由”。　　　另有一位老北大名田炯锦（1919年入学），在他的回忆文字里说及自己对教师授课的印象。关于先父他是这样写的：“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佩服其见解正确。但他不甚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当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台湾《传记文学》，1973年第1期）此处“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把一个人冥思苦想的样子，不是刻画得有几分传神吗？由此想到，教师讲课，如果不人云亦云，或不照本宣科，而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是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的。
　　先父常说，思考问题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可是这也往往为他带来了苦恼——失眠的痛苦。他譬喻自己的思想活动好似根很长的绳子，时常放出去就难收回来。先父除了幼年孱弱多病，一生甚少病痛之苦，只是不时地要与失眠作斗争。1919年暑期，他为了加紧备课，就又严重地失眠了。“去年暑假急急忙忙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两章，乃开学增唯识哲学一科目，又不得不编写《唯识述义》，想着兼程并进，竟不成功，反弄得夜不能寐的症候，请了一个月的假，到现在三个月没好，还须觅地养息。”这是事后他写下的一段话。在北大期间，因严重失眠，他至少有两次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准予他辞去教职，均为先生挽留，而建议他可请长假休养。这是蔡先生对人才的关爱，当然也就是对先父的关爱。先父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曾写下这样的话：“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其原因就是“蔡先生具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