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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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齐”，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字，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研究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上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可以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齐”了。一篇论文中有多达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是高质量的论文，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却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是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作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本身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就算在朝廷之内，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侍侯皇家的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8％左右，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这在中国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所必须小心谨慎应对的，宋朝皇帝自然也无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烈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层才有可能成为从事学问者。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史研究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是大学课堂上的教材和参考书，而是应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历史，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从去年以来，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审阅过一些电视剧本，由此不得不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的，甚或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观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加以改变。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即倾向于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惟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儿心，出一点儿力。

　　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gǔ）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ｔｕáｎ）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8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
　　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
　　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建隆元年（960）四月正式起兵。
　　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珣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太祖让翟守珣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有关赵普献策的记载李筠之乱平定后，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ｗò）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50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太祖处死。
　　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
　　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