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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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当蝗蚊�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ｘｉǎｎ）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ｋū　ｌóｕ）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ｑíｎɡ）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赵昰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昰出生：咸淳四年（1268）
　　属相：龙卒年：景炎三年（1278）
　　享年：11庙号：端宗
　　陵寝：永福陵父亲：度宗
　　母亲：杨淑妃
　　赵昺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昺出生：咸淳八年（1272）
　　属相：猴卒年：祥兴二年（1279）
　　享年：8父亲：度宗
　　母亲：俞修容


附录：
　　宋代帝王世系（960——1279）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宝九年（976）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至道三年（997）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乾兴元年（1022）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嘉祐八年（1063）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四年（1067）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元丰八年（1085）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宣和七年（1125）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二年（1127）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绍兴三十二年（1162）
　　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五年（1194）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嘉定十七年（1224）
　　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景定五年（1264）
　　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十年（1274）
　　恭帝赵德祐元年（1275）——二年（1276）
　　端宗赵昰景炎元年（1276）——三年（1278）
　　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二年（1279）后记后记
　　写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说来容易，在行家里手看来，这种“小儿科”有什么好写的。这是误解，其实要准确地把握宋代皇帝相当困难，更何况是以很短的篇幅来涵盖。记得有一次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晓先生通电话，我告知他正在忙于撰写《正说宋朝十八帝》，并戏称这是“应景之作”，算不得什么的。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先生或许是不好意思批评，或许是出于鼓励，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理科的科普作品通常都是学术造诣极高的大家来写，人文科学的普及读物却很少如此，其实文科也应该跟理科一样，普及读物最好是由学术上成就卓著的学者来写。他还谈到了日本历史学界的情况，说元史在日本非常盛行，这与日本从事元史研究的杉山正明教授的著述有着很大关系。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将深奥的学术写得通俗易懂，影响了很多日本人，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人大为增加，进而也推动了日本元史研究的兴盛。我当时就说我不是什么“家”，更无成“家”的非分之念，无非是为了将更准确的历史知识提供给读者而已，希望多少能收到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效。
　　当初，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先生打电话来，要我“正说”宋朝十八帝，原本是不想应承的，一则是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怕保证不了时间，耽误了出版社的相关计划，有负徐先生的好意与重托；二则是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经验，如果写不好，反倒不如不写的好；三是担心有不务正业之嫌。然而，很快又完全打消了这些念头。推广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不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愿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决定“正说”以后，开始着手草拟提纲，在与徐卫东、宋志军两位编辑商讨之后，基本确定了写作思路。初稿完成后，每一篇都凝聚了徐、宋二位先生的心血，他们提出了很多恰如其分的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良多。在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我的研究生侯贝贝、孙健、刘雅萍、罗慧娴、杨甲、刘志华也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对他们也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