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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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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静观此事的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备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记者 徐百柯）
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家
吴大猷（1907－2000）广东番禺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被尊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知自己得奖后，不约而同想到同一个人，并立刻提笔写信给这个人———这项荣誉应归功于这个人。
两位获奖者是大名鼎鼎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们分享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们把荣誉献给的那个人，是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尽管吴大猷在国际上声名卓著，在国内却多少显得有些落寞。
李政道在当天早上接到瑞典科学院的电话通知以后写道：“大猷师尊鉴：科技界通知，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生政道。”
杨振宁同样是在接到电话之后致信吴大猷：“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生振宁上。”
吴大猷的传记作者丘宏义评价：“他在中国物理学界中的影响力之大，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丘宏义把吴大猷比作述而不作的孔子，孔子的言论由弟子记录而成《论语》，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吴大猷在这一点上和孔子一样，通过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物理界”。
吴大猷是第一位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杨振宁评价：“吴教授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自30年代中开始在北京大学教物理学，就是他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要知当时中国学量子力学的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吴教授在北平、后来在昆明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吴大猷的学生还包括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朱光亚、黄昆，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父亲、台湾中研院院士朱汝谨等。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院士在西南联大时是吴大猷的研究生。1994年，吴大猷通过杨振宁赠给他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吴大猷亲笔写下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1941年的那个秋天，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黄昆说：“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在自传中，吴大猷曾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学生，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就是前人所说的“风骨”。他曾在九十寿诞时回忆，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总统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
2000年，人们评价：“吴大猷的逝去，似乎象征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时代的幽微。在追怀吴大猷之时，更寄望这一脉中国文人的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2005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又是他逝世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国际物理年。在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时，国人似不应忘记逝世5周年的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吴大猷。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民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一生游历。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导致他死亡的那次。
1935年底，丁文江前往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在湖南，他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后来到谭家山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了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此后，由于救治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误，1936年1月，丁文江病逝于长沙。
他的挚友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
游衡山时，他曾即兴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所谓“诱惑”，对于丁文江来说，其实正是根源于一个“出”字。
丁文江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一段话颇不以为然：“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反驳道：“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1914年，在留英回国三年后，丁文江独自到云南进行地质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和“万里遐征、奋然西行”的前辈徐霞客实现了神交。后来，他整理《徐霞客游记》，配上地图，并且还编撰了《徐霞客年谱》。
按照研究者的观点，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重要影响，甚至被其同辈和后代称为“离经叛道”，正是身为科学家和文化领袖的丁文江，通过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1916年，地质研究所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丁文江代表教师训话，激越地描述了地质调查的莫大乐趣：“此中佳境，虽南面王亦何以易？况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屐，他日登绝顶，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外出游历的“游兴”的话，那么，一个科学家能被当时知识界尊为领袖人物，恐怕更多在于他兼济天下的出世“责任心”。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院长蔡元培诚聘丁文江出任这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务。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早在1916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该所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彼时，丁文江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后，胡适写出了《丁文江的传记》。我们读到，当日凌晨3时，胡适落下最后一笔，认定这些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
丁文江一生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上世纪20年代，他和同人们办《努力周报》，在军阀割据局势下提倡“好人政府”。30年代，他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治时评。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与丁文江同为中国地质学科开创者的章鸿钊，在他去世后曾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丁文江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受“出”之诱惑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岳麓山下。
何廉：经济学一叶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家，最早将指数研究引入中国，“独开风气之先”。
小蒋有些茫然地在纸上胡乱写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简称NKIE（NankaiInstituteOfEconomics），同屋伸头过来，不解地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写错了，大哥，耐克（美国著名运动品牌）应该是NIKE。”
不久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小蒋看到一篇文章：《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作者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文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其中一段话引起了小蒋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等经济学‘海归’博士、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已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竟有如此“牛人”？何廉是谁？小蒋检索自己的记忆，没有丝毫印象。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发现只有三条目录：旧报刊室收藏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4），曾发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文章，这个季刊“是解放前经济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库本阅览室收藏的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封面是淡淡水纹和落叶―――这便是赵晓提到的那本何廉的传记著作了。
如果南开经济研究所当年真有“享誉全球”的影响，现存何廉的资料显然不足以匹配。带着疑惑，小蒋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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