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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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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复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几人”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后死者”，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后死者”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后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2002年，雷海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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