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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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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些天文内容虽然非常粗糙简单,但对于少年儿童则恰如其分。历表的鲜明规则性,二十八字宿名的可背诵性,有如‘小九九’,必会吸引童蒙求知的好奇之心。所以这个历法非常有利于儿童的科学教育。”参见《旁通历——天文教育历》,李志超著《国学薪火——科学文化学与自然哲学论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第201页。用二十八星宿注日,与丹元子步天歌采用歌诀形式记载星官的名称、星数和位置的做法十分类似,在传播普及天文知识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二十八宿旁通历”还蕴涵某些“太阳历”的历法思想。
历史上出现的历法相当多,历法的具体形式繁多,但基本上可区分为阳历、阴历和阴阳历三种类型。阳历亦称太阳历,它是以太阳的周年运动做为制历的天文根据,采用的基本周期是回归年,与月亮的运行没有关系,故亦称太阳历。回归年是太阳中心连续两次经过春分所需的时间,即四季更迭的周期,一回归年等于365天5小时48分46秒,也叫太阳年。阳历就把它作为“历年”的标准。古埃及历、古玛雅历和现行各国通用的公历都属于太阳历。阳历为了调整历法年与回归年之间的误差,一般要通过设置闰月的方式来解决。
阴历是以月亮的运行为天文根据,采用朔望月做为基本周期,与太阳视运动没有任何关系,故亦称太阴历。朔望月是月亮连续两次呈现同样的月相所经历的时间,也是月亮盈亏圆缺变化的周期,1朔望月等于29天12小时44分28秒。阴历把朔望月作为“历月”的标准,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现阿拉伯国家通行的一种“伊斯兰历”,即属于阴历。该历由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所创立,它规定单月为30天,双月为29天,平均每个历月为295天,一年为12个月,共354天。12个朔望月实际上约为3543671天,为了使月初和新年都在娥眉月出现的那天开始,伊斯兰历采用置闰的办法,每30年为一周期,共加11个闰日,在30年循环周期中,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为闰年,闰年在12月底增加1日,共355天。伊斯兰历年比公历约少11天,因而元旦日逐年提早,寒暑日期变化无常,约33年循环一周。伊斯兰历的起始历元定在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麦地那的那一天,即儒略历公元622年7月16日(星期五)。伊斯兰历对昼夜的计算亦与公历不同,公历以子夜零时为一日之始,而伊斯兰历是以日落之时为一天的开始,即由夜晚到白天再至日落为一天,比公历要早6小时左右。
阴历不考虑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行,因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它不能反映季节,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后来人们制定了一种所谓的阴阳合历新历法。阴阳合历,是以太阳和月亮两者的运行作为历法的天文根据,兼顾回归年和朔望月,把回归年、朔望月并列作为制历的基本周期。为了协调回归年、朔望月两个周期之间的关系,需要增加闰月。我国传统的夏历(也叫农历、阴历)、古巴比伦历、古希腊历皆属于阴阳合历。我国的农历跟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定为一个月,也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同时又用增加闰月的办法,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跟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整四季。因此约每过二、三年多一个闰月。至于闰哪一个月,这就需要考虑节气了。二十四节气是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祖先长期总结天文、气象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创造出来的,它能很好地反映寒暑变化和农时。节气是以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规律来确定的,而与月亮的运动没有关系,所以节气实际上属于阳历范畴。
现存《道藏》本“二十八宿旁通历”,其制历思想方法是将一年恒定设置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不置闰月,不用月亮运行的朔望周期来定月。不难看出,其制历思想带有明显的太阳历性质。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1)
道门中人有根据宗教组织建设和修炼的需要“随天立历”、自行编制历法的传统。《云笈七》卷二十八云:“天师以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备治,合前二十八宿也。星宿治随天立历,运设教劫。”《云笈七》卷二十八,《道藏》第22册,第210页。不仅如此,道教对官方历法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其中,隋唐道士积极参与了官方的历法制定工作。隋统一南北朝之后,于开皇四年正月,正式颁用道士张宾所制开皇历。《隋书》卷十七《律历志》记载: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议造新历。《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420~421页。
张宾是因为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盛言杨坚有代谢之征,因而被隋文帝杨坚重用。占星术主要是以恒星为观察坐标,视彗星、流星、新星的出现,日、月、五星的位置移动,以及星气、云气的变化,推定人事的吉凶祸福。因此占星术士往往都具备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所以隋文帝后来又命张宾与仪同刘晖、骠骑将董琳等人“议造新历”。于是“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421页。隋文帝披览后下昭令“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是为开皇历。随着新历的颁行,在刘晖的推荐下,张宾升迁为太史令。张宾的开皇历只是将南朝何承天所造的元嘉历略加增减而成,并无多大创新。而且开皇历本身还存在一些缺点。开皇历颁行后,就遭到当时刘孝孙和刘焯等人的批评,指出其主要缺点是不用破章法,不考虑岁差,不知用定朔,不会计算上元积年而立五星别元等。所以张宾的开皇历只施用了十三年,不久就被张胄玄的大业历所取代。相形之下,唐代傅仁均的戊寅历和李淳风的麟德历则较为先进,其中包含有不少历法新思想。
据《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记载,“唐始终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
戊寅元历即东都道士傅仁均所造新历戊寅历。“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学。太史令瘐俭、丞傅奕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乃列其大要,可考验者有七”《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傅仁均在太史令瘐俭、丞傅奕推荐下,受命造新历。由于高祖受命岁即武德元年的干支为戊寅,因此这一新历取名为戊寅元历或戊寅历。戊寅历在历法思想上有创新,它指出:“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望……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这表明戊寅历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定朔法,这是我国官方历书用定朔思想来编排历谱的开始。
以前我国古历法,都用平朔法,或叫经朔法。它是按日、月的平均视运动来计算朔望的方法,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轮流交换,有时配上两个连大月,使几年或几十年的平均得每月的平均朔望月约为295306日。由于日月运动的不均匀,采用这种平朔法,就会发生历面日期和月相盈亏不相一致。早在南北朝时,刘宋何承天就意识到日食发生在晦日或初二,月食发生在望的前后,很不合理。所以何承天曾主张用定朔法,即计算太阳月球的真位置,从它们的关系来确定朔日及月的大小。采用这一方法,则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由于当时何承天还不知道太阳运行有盈缩,所以何承天只考虑到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的问题,其定朔思想还不完善。加之他的主张当时遭到守旧派的顽强反对,未能实行。所以傅仁均所造的戊寅历首次采用定朔法,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史上的一次思想大改革,对后世历法的制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因此载誉史册。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2)
在唐代所颁行的十多部历书中,道教学者李淳风所制麟德历被历家公认为唐代的好历。李淳风出身于道士之家,“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717页。
李淳风在贞观初年因指出傅仁均戊寅历的不足,在天文历法方面崭露才华,得以进入太史局供职,先后担任太史丞、太史令等职。李淳风所造麟德历于唐麟德二年颁行,它是以刘焯的皇极为基础,但在具体制历技术上有着独到的天文历算思想。主要有二点:
其一,进朔法的新历法思想。李淳风针对定朔法有时会造成连着三个或四个大小,小月也可能发生三次的不足,提出进朔思想。即朔的小余在日法的四分之三以上时,则以翌日为朔日。用这一进朔新思想来定朔,可以避免历法中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之情况,所制历法更精密。因此,这一进朔新法就为唐宋历法所遵用。
其二,“总法为母”的历法计算新思想。李淳风在历法计算上有独特的造诣。“古历有章、踚、元、纪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李淳风为总法以一之,凡NFDB4实朔实,及交转五星,并以总法为母。”阮元《畴人传》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55,第158页。过去历法中表示基本常数日数的奇零部分,都用不同的分母。李淳风则引进了共同分母的新思想,在历法计算中废除了传统的章、踚
、纪、元之法。麟德历的回归年、朔望月和近点用的日数都用1340为分母,李淳风并且废除了闰周闰周即设置闰月的周期。这一传统做法,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长度。此外,李淳风还在日食计算中提出蚀差的校正。所以,这
些制历技术上的新思想无疑使得麟德历更加符合天象变化。清人阮元在《畴人传》中曾高度赞扬李淳风历法计算的新思想,称其“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踚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阮元:《畴人传》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55,第159页。
李淳风以“总法为母”的计算法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思想,为以后的历法所沿用,成为元代授时历以一万为小数记法的先声,推动了古代历法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淳风在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上也有独创之处。《旧唐书·天文志》记载:“贞观初,将仕郎直太史李淳风始上言灵台候仪是后魏遗范,法制疏略,难为占步。太宗因令淳风改造浑仪,铸铜为之,至七年造成。淳风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语在淳风传。其所造浑仪,太宗令置于凝晖阁以用测候。”《历代天文律历志汇编》(三),中华书局,1976,第655页。
李淳风于贞观七年设计制造了一台新浑仪,在设计制造技术思想上有很大创新。李淳风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之间,增加了一重具有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的三辰仪。经过这一创新所制造的新浑仪,测天功能大大增强,可“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718页。
故“时称其妙”。唐以后所制造的浑仪,原理思想和基本结构都与李淳风浑仪相似,只是把规环或其他零件、部件增减一些而已。李淳风本人也因此著《法象志》七卷,“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这在《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有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淳风对运用浑仪观察天文星象所产生的系统误差问题有所认识,并作了定量分析。据北宋科学家沈括《浑仪议》记载:“李淳风尝谓斛兰所作铁仪,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减十度。”《宋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册,第959页。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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