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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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　18　篇，
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
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竞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
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靓。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
　　　　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③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④，”
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①，”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②等古训，
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已必与焉“③的新氛围。
　　　　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享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
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
　　　　①《密陈提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册，第　607页。
　　　　②《答周受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凤翔府原守峰峻禀陈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70页。
　　　　②《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页。
　　　　④〔清〕陈宏谋：《申饬官箴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1页，光绪十五年（1889年）陕西藩署重刊本。
　　　　①〔清〕陈宏谋：《通饬留心图册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8页。
　　　　②〔清〕汪辉祖：《称职在勤》，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45　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页。
　　　　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
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
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
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
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因来禀虽是到任例禀，而其中有“东国迂儒”及“自愧疏庸，难膺繁巨”等语，预以无
才自命，觉其用心非真也，姑书此箴之。④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
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干得
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
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
只能为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傣禄厚薄，关键之处是于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
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
　　　　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
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
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②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
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
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黄署道于事理或体察未周，或用人欠酌，尽可随时据实婉商，和悦而诤，自可转
圜。若婞直自将，无论于使民之义、养民之惠多有窒碍，即以该署守行己、事上言之，亦有未尽。可深思之。“①在左
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
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指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
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
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他还说：
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
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法易；处古人之位，行古人之事难。正以处心，廉以
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
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未，众人之所暂快，贤知之所深虑也。李景让
母郑氏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
　　　　①《阳曲县高令崇基禀交卸介休后即可驰赴新任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4页。
　　　　②《绥德州成守定康禀攻克霍家沟寨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24页。
　　　　①《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地方公事各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65页。
　　　　②《陕西延榆绥道禀考察官吏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4页。
　　　　亦可为居官怠职者戒。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
　　　　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
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6—277　页。
　　　　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居于主导的和向受重视的地位。在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抬头与崛
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这是他的可贵
之处。他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表明其确曾顺应了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的
追求、“以农为本”的主张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呼声，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
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即强调不违
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
　　　　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远来
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
“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民农桑”、
“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
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
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
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岁甘于农圃，
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
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
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
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
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
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
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黍稷之所以茂也。
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
　　　　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而天地之利不能救
　　　　①《论语。学而》。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管子。牧民》。
　　　　④《韩非子。诡使》。
　　　　⑤《汉书》，卷二四。
　　　　⑥《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九。
　　　　①《答沈吉田》，《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一二。
　　　　②《会试文。癸巳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8页。
　　　　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
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
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
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
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
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
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
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
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
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
　　　　“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
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会试文中指出：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
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
　　　　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
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
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
食稻。枣栗亦有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