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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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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国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国后中国国民待遇差别的一条主导线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国民待遇越高，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国民待遇就越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民私企业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隐蔽生存，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所有制歧视。为什么建国后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完全的国家所有。而农民就稍逊风骚了。农民吃亏就吃亏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国农民如果象苏联农民那样完全实现了集体农庄化，那各种待遇恐怕也会好得多。但就是因为中国农民不争气，达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国农民的地位自建国以来节节下降。到了今天，农民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国政权的主要内容“工农联盟”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开放后所享受到各种优越待遇仍然比农村居民多得多。这就形成了“高下相倾”的现象，农村居民千方百计向往大城市。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于大城市，人才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师资分配结构极不合理，教育投资布局也重城市轻农村，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上的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学校建设上。农村则基本上是依靠农民集资、摊派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来办学。
1999年12月我在山东青岛市做报告，谈到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市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补充说，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写在《党风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能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的人才状况。我读了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文章这样写道：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很兴奋，全乡只录取了两名。当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母亲看那小小的纸片，那是1979年8月里的一天，那一年我15岁。高中的校园坐落在＇辽宁建平＇县城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世外桃源一样。它是全县人的骄傲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高考升学率连续几年在80％以上。那里有着一些最好的老师，敬业，爱学生，教学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去那穷乡僻壤的。他们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1981年，我们参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外，其余全部进了大学，北京、上海、广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里好象排在第35名，被辽宁大学录取。短短几年间，我们家先后有五个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建平县在辽宁省最西边的朝阳地区，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偏僻地区的贫困情况。但在那个时候，此县高中的考大学录取率能达到80％，说明此地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地区并没有拉开多大差别。应当说在80年代以前，由于毛泽东时代实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政策，使农村里聚集了不少优秀人才。一些农村中学的教师都是从城里重点大学里毕业的尖子人才，这使那些农村中学的升学率一点也不亚于城市。这种状况对改变一些农民子弟的命运起了很大作用，对减少城乡差别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人们挂在嘴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消灭城乡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之后，这句话已被人们早已忘到脑后边去了。因此，在今天，社会上重新泛起对“文革”的回忆，是可以理解的。
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旷新年同志在他那篇“毛泽东的遗产”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免费完成了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见《中国与世界》杂志，2000年12期，＇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今天社会上，凡是对建国后前30年怀念的人，大多是在那个年代受益的社会下层人，其中不乏很多农民出身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大大改变了。社会上主要涌动的回城潮，返城成了80年代一大现象。其结果，农村被冷落了。农村的教育水平持续下降。
2001年6月7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登出一则消息：“农村辍学率上升”，消息说，“近两年全国农村普通初中辍学率在4。2％左右，有关部门对南方几省区的调查表明，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达30％，个别地方高达50％。从小学读到中学又考入大学的只有15％。”
一名化名叫“微易”的网友在他那篇长长的“农村问题体验报告”中反映道：我就读的初中，82年以前教学质量很高。后来，那些被下放的老师陆续回城、或者调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学校去啦。在我考上高中的前两年，200多个毕业生中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以后一个也没有，现在已经停办啦。还有教育方向问题。上学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10几年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但在经受了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反映的都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动是与物质的流动相伴随的。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1985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45％，而农业投资却下降了0。5％。多年来，中国农业投资一直处于欠帐状态。
中国农村经过统购统销、上山下乡几次挫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元气大伤，积重难返。由于这种情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旧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署名“高家庄”的文章，此文将文革期间说成是农村教育最好的时间。有人对此不赞成，写文章反驳，但我对这种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几年里在中国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时代土壤和气候的。但要形成“派”或“流”，总避免不了偏激和极端。因此，我希望这些学者也要全面地看一下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在昨天＇6月2日＇我的电子邮箱里有国研网发来一份邮件，其中一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所写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大突出问题”。郑先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回顾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而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自从90年代以来，投资的比例占整个GDP使用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而最终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原来制订“八五”计划时，提出投资率保持在30％，实际结果是37％点多。十几年的时间里，投资率始终这么高，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由80年代初期的70％多降到60％多，一直降至现在的57％到58％。郑新立认为这是导致目前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关系，现在市场需求基本上满足了，大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但技术密集型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其关键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投资过多地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延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连续4年下降，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年绝对额下降。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降不下来，有的地方反而在增加，所以农村的情况非常令人忧虑。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目前面临的难题。郑新立希望经济学家们多投入点时间研究怎么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应该说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和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副院长刘福垣同志，另外社科院人口所的所长蔡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的胡鞍钢、中国改革基金研究所的所长樊纲等学者，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归纳这些学者的意见，集中一句，便是放弃样板戏式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公平国民待遇，打破户籍管制，破除身份歧视，缩小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人民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否则，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些中国学者官员的道德良心。那是在2000年秋天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西单广州大厦一间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报告和研讨的内容是如何减持国有股。当时之所以决定出售国有股，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想通过在股市上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这一缺口。但这时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长秦池江同志说话了：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还有农民的一份，不能光用到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上来。那就是说，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不能忘了农民的份额。我认为这是一句真正公道的话。改革开放前30年里，农业向工业倾斜了7000多亿元资金，如今这笔资金至少膨胀增值了十几倍，至少占今天国企固定资产总量的一大半。今天，国家在分配和使用这笔资源的时候决不能将中国农民排除在外。许多国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向农业输入资金。今后，中央政府即使是向农民反哺几万亿资金也是应该的。
但遗憾的是，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决定好了的要减轻农民税费的决定居然在几个月之后放弃。朱总理在人大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每年的农业税也就是800亿元，加七杂八也不过1000亿元。将农业税率从15％降低到8％也就是7个百分点，不过少收入三四百亿元，但最后即使是这300多亿元也降不下来，也要变卦。这说明了我们社会对农民的态度。从1998年以来，光是建设债券就已经发了4000多亿元，但宁肯将大把的钱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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