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兴到覆亡: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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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回家葬父，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动静搞得相当的大。
　　尽管首相请假回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内阁现在只剩下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人，而一个大帝国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本来想请退休回家的老首辅徐阶重新出山，可想到徐阶是自己的老师，自己回朝廷后，还将继续让老师坐首相的位置，内阁是按资历排位的，徐阶既是张居正的老师，以前当过首辅，不可能居学生之下。张居正总不能让皇帝明文谕示徐阶仅仅替自己替几个月班，再等他丧事办完就立刻回宋江老家吧。于是他建议让马自强（字体乾，陕西同州人）和申时行（字汝默，苏州长洲人）入阁。这马自强曾和张居正在政见上多有抵牾，但这回张居正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他心存感激，从此十分佩服张居正。此番安排可看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2）
　　张居正离京时，皇帝和太后一再叮嘱，让先生早点回来，国事离不开先生。并赐“帝锡忠良”银印一颗，及银两、绸缎等其他赏物，派司礼监太监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如此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连皇帝都如此敬重首相，那不用说，一路的官员拍张居正的马屁唯恐不及。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首长率群官长跪行礼，巡抚、巡按越过自己的辖界迎接，为张居正做前驱。回京路经襄阳和南阳，襄王和唐王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按明朝礼制，亲王是天潢贵胄，人家的爵位摆在那里，大臣不管权力多大，见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可张居正只行宾主之礼，拱拱手敷衍一下，这确实有僭越之嫌疑。
　　俗话道：“太太死，压断街；老爷死，没人抬。”说的是人情之世故，老爷还在位时，太太死了来送葬的人多得压断街，等老爷自己死了，不用再巴结他了，送葬的人就少得可怜。所有的葬礼其实和死者没关系，都是给活人看的。现在当朝首相张居正葬父，那家乡的地方官能不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表示一下么？张居正当国后，民间流传“官楚则贵”的说法，说的是在张居正家乡当官，只要和张府的人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
　　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太监魏朝——这人很有权势，后来魏忠贤拜在他门下，然后反噬，把魏朝的马子熹宗的乳母客氏撬过去再害死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护送张居正的有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深荷张居正知遇之恩的名将戚继光派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鸟铳随行。行省、道、府、县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是风光大葬。当然也有不拍马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推官（分管当地司法）魏允贞就不去参加葬礼，张居正不高兴，赵后来因此被张居正的门客都御史王篆弹劾。魏允贞这人耿直清介，官声很好。生了一个太过于聪明的儿子，后来投靠魏忠贤做了内阁辅臣，是魏忠贤残害忠良最重要的帮凶，这算典型的好爸爸教出坏儿子。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1）
　　敢于任事、通达识变的张居正没有海瑞那样的道德洁癖，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官场时就明了在心，且随着阅历的增加，运用得越来越纯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执，总认为自己开出的济世药方是最管用的，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为清廉，专断固执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并显出几分可爱。而张居正柄权后，专横跋扈和贪腐互为催化剂，便成为让人诟病之处，也成为身后被万历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理由。
　　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2）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