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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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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遭到人们毒打,就是觉得全身皮肤发胀,头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老工人,他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委员。这位老工人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他看见我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一定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的正是时候,革命群众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身后,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车间,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他就离开小黑房了。
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倚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我的脑袋空空荡荡,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1)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半年,我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中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一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这时妻子已经怀孕4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妻子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有两天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在大雨中,不时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吓得魂不附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出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牛鬼蛇神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没有“灭亡”,而且我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义,还向姑妈问道:“怎么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往脸,放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我的这位表哥,长我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早早出人头地,表哥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后,表哥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干部,光明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2)
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把表哥打成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送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看出他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提高,他更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了,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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