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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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取消一切官职和采邑作为警告，禁止所有教师今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对神职人员的特权进行布道宣讲、讨论或作出规定……罗马教廷与其宣布特权无效，宁可砸烂巴黎大学。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与学说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大学成员难道未曾拯救过任何灵魂？他们的教学难道该受到这样的毁谤？日后的博尼法佐八世将会知道是怎样为自己树敌的。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代人的危险　　　　　
　　经院思想的矛盾也是严重的，并在自身中孕育着危机。　　　　
　　作为理性的、但以古典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自身很难始终摆脱古典思想的束缚，把问题从陈旧过时的历史背景上转移到当今现实的环境中来。圣托马斯自己就多次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俘虏。不管怎样，人们凭基督教自身以前形成的学说的帮助来阐明基督教原理，并试图使其适合当代问题时，引起的矛盾还是比较小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我们只来谈三个例子。　　　　
　　正如我们试图指明的那样，对大学成员来说，再也没有比劳动问题的界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看成劳动者的。但对古人来说，劳动在根本上是手工劳动、奴隶劳动，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古代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劳动受人鄙视。圣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奴役劳动的理论，而吕特勃夫这位最穷困的大学生诗人，则骄傲地宣称：　　　　
　　“我决不是手工工匠。”　　　　
　　经院哲学不懂得为手工劳动保留它的位置——这是个重大的恶习，因为当它把知识分子特权化的劳动孤立起来的时候，它自己就参与了对大学地位基础的破坏，同时把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隔绝开来——而恰恰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同其他劳动者是休戚相关的。　　　　
　　知识分子的职业作为精神冒险和狂热地追求新奇的职业，即使它本身必须能够允执厥中，在接受古人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方面——这一道德从希腊人的“执中”（unonYayav）里产生了贺拉斯所谓的“宝贵的中庸（aurea　　　　
　　mediocritas）——并不能获益。但经院哲学仍经常显露出一种折中的道德，这是市民化和市侩消极态度的标志。《玫瑰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没有任何需求的人，当他日复一日饱食终日时，会满足于他的所得和不再想到他会有匮乏……调和折中就是满足：这就产生了许多美德。”视野闭合，合理的志向也就渐渐消逝。　　　　
　　在13世纪生气勃勃的世界里，经院哲学完成了自己划一规整的工作，但它未能摆脱古典时代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理论，这一理论低估和阻碍了人类劳动的创造力。　　　　
　　约翰·德·墨恩说：“艺术没有创造十分真实的形式。它聚精会神地跪倒在自然面前，乞求和哀告着自然，像一个缺少知识和力量，但忙于效法自然的乞丐和流浪汉；自然会教他们，去把握自然之物中的真理。他们看着自然的模样工作，因为他们喜欢创作这样的作品；他们学自然的样儿，但他们天份不够无法创造出任何有生机的东西，尽管它们看上去纯朴天真……”　　　　
　　很遗憾，这里我们所有的艺术，都将成为照相了。　　　　
　　自然主义的尝试　　　　　
　　经院哲学寻求上帝与自然的联系，但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大学中继续保持着生命力的哥利亚德传统，以它原有的特色延续着，只是减少了挑衅性，而增加了自信性。在约翰·德·墨恩那里，如同在里尔的阿兰那里，自然和天才不再满足于伤感的叹息。《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是一首对自然永不枯竭的繁殖力的颂诗，是对无限制地听从自然法则的做法的热情敦促，是向毫无约束的性行为的召唤。婚姻在这里受到冷落。由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限制，就像鸡奸一样，被作为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　　　　
　　“婚姻是一个可憎的束缚……大自然并没有神经错乱到这等地步，以致马洛蒂仅仅是为了罗比逊才安排到世界上来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还有为玛丽叶特安排的罗比逊，或阿格涅斯，或佩雷特；大自然替我们——对此不该有怀疑，乖孩子——替一切人安排了一切人……”　　　　
　　《玫瑰传奇》还以拉伯雷的风格，作了著名的长篇激情独白：“我的先生们，让上帝保佑你们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不知疲倦地听从自然天性的召唤；只要你们出色地创造自然的杰作（工作），我就原谅你们所有的罪孽。要敏捷得像松鼠，轻快得像鸟儿！加把劲儿吧！活动一下你们的五脏六腑！跳跃吧！别让你们冷却或发呆，挥舞起你们所有的工具……干起来吧！愿上帝保佑你们，爵爷先生们，干起来，并让你们的旧面貌焕然一新。脱掉你们的裤子，让它迎风招展，或者只要你们乐意，脱得精光赤条条，但别使你们太热也别太冷；用你们的双手举起你们犁铧的扶把儿……”以下写的文字就未太有失体统了……　　　　
　　这样一个沸腾汹涌的生命力在向敌人挑战，在向死亡挑战。不过就像凤凰一样，人类也始终是从焚烧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在死神的肆虐以后，总有幸存者留下。“死亡吞噬凤凰时，凤凰仍继续活着；即使死亡吞噬掉千万只凤凰时，凤凰还保留着生命。这只凤凰是一个普遍的形式，它反映了个体的自然力，而当它不赋予其他人以生命时，它也就整个地消失了。宇宙的所有生物都有这个同样的特权：只要有一个样本还存在着，它的种族将由于它而继续生存，死亡也就永远够不着它……”在这自然对死亡的挑战中，在这一人类永远再生的史诗中，在这个狄德罗式的活力论中，哪里还有基督教的存身之处，还有什么“悼念来自尘土与回归尘土的经文”（Memento　　　　
　　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的位置呢？　　　　
　　这一自然主义也可以进而发展成为卢梭式的社会理论。约翰·德·墨恩在他关于黄金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的描述中，把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弊病来描写，同时用原始平等的乐园来取代，在这个乐园中没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他能守护茅屋，消灭罪犯和为申诉者实施公平，其权威没有人敢于冒犯；他们聚集在一处，以挑选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强壮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为他们的王侯和保护者。他立下誓言，在每个人都向他交纳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条件下，他将维护权利，保护他们的家园；而大家也心甘情愿这样做。他长期以来恪守自己的职责。但狡猾的奸贼看他孤身一人，就纠集一起，经常偷盗别人的财物，以此骚扰他。为此民众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承担起捐税的职责，使王侯手下增添几位军官。他们自己共同纳税，向王侯交地租和贡赋，并把大量土地献给他。这就是世界上国王和诸侯的由来。我们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这一切，他们把这些古代的事实留传给我们，为此我们对他们怎么感激也不过分。”　　　　
　　信仰与理性的艰难平衡：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阿威罗伊主义　　　　　
　　13世纪的知识分子会知道维持另一种平衡，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吗？13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探索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理性主义意义完全不同，经院哲学的理性也有不同于斯达吉拉的其他渊源，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仍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进行的。　　　　
　　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不再是12世纪人们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主要是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现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译家，人们进而了解到他还是位物理学家，著有《尼可玛伦理学》的道德学家，以及形而上学家。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释。从一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学家，特别是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评注。这些评注把亚里士多德推向了极端，尽可能地让他远离基督教的学说。　　　　
　　进入西方国家的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相反，至少有两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还有更多，因为每个、或者说几乎每个评注者都有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但在这一运动中显示出两种倾向：一个是多米尼克修会的重要学者、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同圣经互相统一起来的倾向；一个是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发现并承认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他们准备同时遵奉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圣经。他们为此发明了双重真理的学说：“一个是天启的真理……另一个只是纯粹哲学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里是我作为哲学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为上帝不会说谎，我同意由他启示的真理，并通过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启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阿尔贝都·马格努斯从另一角度作了说明：“倘若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当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发，认为他不会有错。但如果人们确信他也是一个人，那就毫无疑问，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能会犯错误。”圣托马斯深信，阿威罗伊“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曲解者”，而阿威罗伊主义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说：“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已完成各门科学，因为迄今为止，也就是在十五个多世纪里，还没有一个后来者能够对他的著作有所增补，或在其中发现什么重大错误……亚里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仅有对阿尔贝都和托马斯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强烈反对，还有对阿威罗伊主义的强烈反对。这一强烈反对是由圣奥古斯丁学说的信奉者提出的，他们以柏拉图为权威，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然而，尽管圣奥古斯丁是经院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但主要的经院哲学家们坚定地反对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新奥古斯丁主义。对他们来说，学院派的隐喻式思想是对真正哲学的严重威胁。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写道：“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见解时，他反对的主要不是基础，而是形式。因为柏拉图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形象化的，并且他以譬喻示教；当他举例说明灵魂是一个循环过程时，他在词句的意义之外又放进了某些别的东西。”托马斯主义反对这样的混乱思想；在整个13世纪，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奥古斯丁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义的所有革新进行斗争，并维护保守立场。在13世纪，他们的策略主要是把亚里士多德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把圣托马斯同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托马斯主义一直紧接着阿威罗伊主义遭到攻击。　　　　
　　13世纪始终贯穿着反亚里士多德的攻击，这在当时是大学的危机所在。　　　　
　　从1210年起，巴黎的大学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1215年和1228年罗马教廷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十分正统的图卢兹大学从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为了吸引学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将在该校讲授。事实上禁令在巴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受到裁决被禁的图书仍列在教学大纲里。托马斯主义出色的理论体系似乎已解决了问题，但阿威罗伊主义的危机又将对一切提出质疑。一大批人文学院的教师，由西格尔·德·布拉邦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领头，讲授着包括阿威罗伊在内的哲学家的激进论点——亚里士多德已成为哲学家的典范。除了双重真理，他们也讲授——否定创世的——世界的永恒性，拒绝承认上帝作为事物起因的特权——上帝仅是终结原因——，并否定上帝对未来偶然性的预知。有一些人——这在西格尔本人那里并不明确——赞成行动的悟性的独立性，并进而在个体的层次上否认灵魂的存在。　　　　
　　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在1270年已对阿威罗伊主义者作出了判决，圣托马斯也离他们远远的，并从他的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抨击。1274年他去世后，掀起了一个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大规模攻势。这个攻势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拜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