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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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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通过弗朗切斯各修会杰出的博士约翰·邓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纳1350），神学同经院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问题，发生了争论。正像戈顿·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随同被抛弃的是把创造物同神性统一为一体的努力。圣奥古斯丁的门徒和圣托马斯主义者虽工作方式不同，但都曾致力于这种统一。对此还需补充的是，在14和1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比圣托马斯的思想流传更广，当时的思想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邓斯·司各特第一个把理性从信仰的事里驱逐出去。上帝是这样自由，他是远离人类的理性的。上帝的自由变成了神学的中心问题，并且从此以后它对理性来说是无法接近的。威廉·奥卡姆继续了这项工作并通过把司各特学说的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备了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分离。他区分抽象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不同，抽象的知识“并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存在的事物是否存在或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否不存在……直观的知识则是这样一种知识，我们通过它认识到，存在的事物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并不存在。”正如保罗·韦伊诺指出的，奥卡姆理论的逻辑，无疑并不一定通向怀疑论。认识过程并不是必然以认识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真理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得以达到：证据只涉及人们可以凭借经验加以确信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属于玄想的范围，不带有任何可靠性，最多不过是可能性。但这一原理经过奥卡姆本人着手应用到神学上去，导向了怀疑论。因为上帝只是由于它的万能得以阐明，现在“它变成类似某种不可确证的东西，它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结果必然是，理性从此之后既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而且信仰只能退出讨论的舞台，让出地盘给事实，或者屈服于统辖整个非感性领域的怀疑。”
凯·米夏尔斯基曾详尽地说明，奥卡姆学说的信奉者是怎样从上述原理出发，把哲学和神学进一步发展为批判主义与怀疑论的。大学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迄今为止一直起着神学学说试金石作用的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评注，现在越来越被鄙弃。奥卡姆以后，“问题”的数量减少了，并越来越集中在“上帝的万能”和“自由意志”上。与此同时，自然与神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可以不依靠“神恩”，实现上帝要求的一切。每一种教条主义的学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善与恶不再必定相互排斥。人类的力量只能与自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并与经验对照。
在另一方面，奥卡姆学说的反对者，像牛津的托马斯·布拉德瓦蒂纳，也走上同样的道路，提出同一类的问题。他们的权威主义，使教义的权威成为所有真理与全部知识的中心点，导致对理性同样彻底的排斥。正像戈顿·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一怀疑主义神学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从此以后，通向唯意志论的道路畅通了，它将以丑化和反常的形式宣布权力欲的合法性并为封建王侯的专制制度辩护。最后一点顾虑一扫而空，卡勃利尔·毕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声明要为他的老师奥卡姆辩护，不管怎样他没有背叛他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一门神学不能为信仰提供一点理解和论据，那将是可耻的。”或者如彼埃尔·戴利，他提出一个纯修辞学的保留意见：“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和十分有益的，如果不能以可信的论证为它辩护和给予它支持，那是不合适的。”
经验科学的局限
上述批判主义学说，构成梅尔顿学派成员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的基础，如威廉·哈埃脱斯伯里和理查德·斯旺斯赫德——另外也体现在格罗塞特斯特和罗吉尔·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奥托雷柯尔的尼古拉，约翰·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欧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们满足于经验：“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这些教师被称为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伟大学者的先驱：如曾是巴黎大学校长的约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为他同纳伐拉的约翰娜的所谓骇人听闻的私通，以及他那头著名的驴。据说他“预见了现代动力学的基础”和给物体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动力”（ impeto）概念和笛卡尔的“运动质”。“当人投掷标枪时，一根轻的木制标枪和一根重的铁制标枪，它们长短大小一样，形状一样，并以一样的速度运动，铁标枪会飞得更远，因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推动力更强大。”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则以他的重力理论，“影响静力学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激励列奥纳多·达芬奇、卡尔达诺和伯纳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欧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认识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运动和坐标的应用，有人说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驱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论述这些问题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远远超过哥白尼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这些是有争议的观点，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学者很有灵感，终究长期一直没有结果。在寻求成果的努力过程中，他们的灵感由于中世纪科学狭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碍。那就是缺少科学的象征主义，这种科学的象征主义本来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围内容易应用的形式把握他们的科学的原则；还有无力把理论发明拓展到实际应用中去的落后的技术；以及阻碍“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明确的科学抽象的神学专制。靠了亚·柯伊莱，阿·勒·迈耶尔，安·康贝斯，马·克拉格特和盖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纪学者们逐步展示了他们的奥秘。但他们似乎只是败坏了理性主义的声誉，后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反唯智主义
他们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唯智主义。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对中世纪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纪最后一篇重要的经院哲学总论的作者，库萨的尼古拉，起而捍卫埃克哈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博学的无知辩解。“智者们告诫我们，最大危险来自思想家对奥秘的传达，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习性的权威所奴役，因为长时期循规蹈矩产生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放弃习惯；犹太人、萨拉逊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难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由于日积月累而成为他们习惯的见解当作法规看待，并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今天亚里士多德学派压倒了一切，把矛盾的冲突看作谬误邪说，只不过因为对这一原理的接受能够通向神秘主义神学。在那个学派里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并同他们的学说原理相对立。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向高峰攀进，那将是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宗教皈依……”库萨的尼古拉在捍卫埃克哈特长老的学说以后，用以下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给你寄上这些说明，供你阅读，并且只要你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传给别人阅读，以便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内心的热情而萌芽生长，并让我们自己提高到观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为我已听说，依靠你热情的努力，这一在全意大利热心人士中间传播的种子，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抽象推论将会战胜全体哲学家所有那些钻牛角尖的恶习，尽管放弃传统的习惯很难。千万别忘了，让我经常从你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教益。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进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靠一种神圣的养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这方面我依赖的是博学的无知，并不断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仅仅超过遥远的图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们衷心向往与永远赞美的上帝，在我们从这个尘世获得解脱的时候，让我们最终达到它。阿门。”
14世纪中叶，理查德·菲兹劳尔夫就已经把他自己背离哲学而向信仰主义神学的皈依，作为一个事例提了出来，并在向基督作祈祷时进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祷告说：“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当作导师之前，我懵懂无知地听着哲学家们的喧嚣，听着他们反对你的废话，那里有狡狯的犹太人，大胆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质的萨拉逊人，和无知的亚美尼亚人……”他在自己的《总论》里有意识地把经院哲学的论据搁置一边，只用圣经的经文。
从此以后，正如我们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敌人。菲兹劳尔夫同样写道：“从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论证中，它们只是对极度虚浮的人才显得有深刻意义……”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彼埃尔·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显而易见的论证的理由……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见。因此那些顽固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
约翰·热尔森也这样认为，他是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另一名著名的校长，《仿基督论》一书据信是他写的，书中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这种虔信反映在热尔森和戴利虔诚的布道词和神学小册子里。这样知识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义的唯灵论。人文主义唯灵论的近代献身者（ 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举例来说，就有伊拉斯谟。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从13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西班牙重新从伊斯兰教徒的占领下收复而带来的进步，由于伊比利亚王朝统治的巩固，出现了教学机构。它们之中虽然有些是从以前就存在的学校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不再是自发的和像波伦亚、巴黎、牛津各大学那样逐步形成的。它们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之下创建的真正公共性质的学校。
在巴伦西亚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失败以后，在1220至1230年间，由于莱昂的阿尔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现了萨拉曼卡大学。它的存在，通过1254年阿尔封索十世的诏令——阿尔封索十世号称“贤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和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谕，最终得到了认可。接着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学（1290年），莱里达大学（1300年），佩尔尼昂大学（1350年），韦斯卡大学（1354年），巴塞罗那大学（1450年），萨拉戈萨大学（1470年），帕尔马·德·马略卡大学（1483年），西奎恩礼大学（1489年），阿尔卡拉大学（1499年）和巴伦西亚大学（1500年）。从14世纪起，这一创办大学的浪潮遍及中欧、东欧和北欧。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学作为第一所罗马帝国的大学，由教皇克莱门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来促进他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大学还有：1365年由鲁道尔夫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创立，1383年由阿尔贝特三世重建的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虽然它由两位教皇克莱门七世和乌尔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发表教谕宣布成立，它的真正问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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