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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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是特鲁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　　　　
　　巴黎大学享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声誉，这不只是它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给它带来的，同时还因为所有在整个法国与外国担任要职的教师，继续同它保持着紧密联系。　　　　
　　此外，巴黎大学也和教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强有力地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越来越可观的恩惠约束着巴黎大学。从现在起，巴黎大学每年都给阿维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　　　　
　　nominando－rum），一个满载教师姓名的书卷，大学以此带着获得教会领地的期望为教师们恳请教皇赐给物品或恩宠。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这一平衡。巴黎大学最初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但后来就对教廷越来越多的干扰感到厌烦，也操心起教会的重新统一来。为此它敦促法兰西国王暂时不再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以便通过让对抗的教皇逊位来结束教派分裂。同时，巴黎大学又充当先驱，主张宗教会议对教皇具有制约权，和民族教会相对独立于罗马教廷的高卢主义。前一个主张在基督教界为巴黎大学带来了很高声望。但后一个主张迎合了一种摆脱教皇制度的努力，仅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影响。　　　　
　　它的成功最终看来十拿九稳。巴黎大学充当领导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似乎庄严地确证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学成员在那里的举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兰的大学成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领地的问题上站在教皇党一边。当时他们所考虑的，肯定是从这方面看来更好地体现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尔宗教会议（顺便提一下，英格兰人在这次会议上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却以巴黎大学的失败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次宗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次是全法国性的危机，大大地动摇了巴黎大学的地位。　　　　
　　查理六世统治的混乱，在巴黎发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动以及接下去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领土分割中达到顶点。巴黎变成了英国国王的首都。无疑巴黎大学没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公爵从传统上同巴黎大学相敌对的托钵僧团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强烈谴责了为谋杀奥尔良公爵作辩护的让·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英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教师离开了巴黎，追随在王位继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尔日形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内阁，并挤满了在普瓦捷新创办的大学。　　　　
　　但留在巴黎的人员，起初勃艮第化，继而又向英国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学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贞德的暴行。通过把自己摆在同她——不顾热尔森的反对——对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帮了它外国主子的一个忙。它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这种社会舆论，就像《巴黎资产者》所流露的，对这位奥尔良少女极端仇视。它也表现出，那批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普通少女伟大光荣的天真与纯洁的无知，是多么无能，无法抛弃他们那学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学对贞德进行了审讯，并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对英王亨利六世通报了它的判决。　　　　
　　焚烧鲁昂女巫贞德的柴堆灰烬，给巴黎大学的声誉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尽管巴黎大学支持他们的高卢主义政策，并决定拥戴国务诏书。　　　　
　　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国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维耶枢机主教执行的新的改组行动。1470年路易十一强使教师和学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它成了国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　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　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　　　　
　　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　　　　
　　花费好几个夜晚，　　　　
　　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学者，像德米特留·恰尔孔蒂拉和马尔克·莫索洛等，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这里，贝萨利昂的影响比在波伦亚还要深远。　　　　
　　正在出现的领地政权促进了这一潮流。在佛罗伦萨，除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院，大学里还有卡马尔杜利修会修士昂布罗修及奥里斯帕、盖利诺和费莱佛在讲授西塞罗、德兰斯、琉善、品达、狄摩西尼、普罗丁、普罗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从伦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罗伦萨大学迁移到比萨以后，很快就在那里开设诗学、演说术、数学和天文学的讲席。维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维亚采取同样的措施，它将在15世纪和意大利战争期间促进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请当时研究希腊文化的学术领袖之一西奥多·伽扎，担任费拉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在罗马的知识界，由于费莱佛，埃诺克·达斯柯利，阿吉罗普洛和西奥多·伽扎讲授的古典文学，充满着同样高涨的热烈情绪。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义并非不受欢迎；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纪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周围，形成了一个受意大利影响的——从佩脱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选的人文主义圈子。早在14世纪初，在牛津、伦敦和巴黎讲学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评注老塞内加的《诵读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内加的悲剧，及提图斯－李维的历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两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赠送给牛津大学，传播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牛津大学准备让林纳克、格罗辛、柯莱特与托马斯·摩尔教课。大学还在期待着伊拉斯谟的到来。　　　　
　　法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蒙特勒伊的约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贡底尔·柯尔、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等同巴黎大学联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约翰在致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的一封信中，把热尔森总监当作人文主义者来赞扬：“……你按照自己的声誉，没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这我随手就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而我则一直十分惊奇，你没有追随巴黎大学名望卓著的总监这位有杰出教养的人的道路。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即你们两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贡献的领域。我指的是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它们首先建立在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规则上，靠它们人们才掌握了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如果没有它们，那么表达——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标——就会没有效力、空洞、贫乏……”1470年把印刷术介绍到索邦神学院的学会中来的神学家纪尧姆·斐西，是贝萨利昂的一个朋友，他试图把自己对佩脱拉克的钦佩和对圣托马斯传统的尊重融为一体，并盼望柏拉图主义的重新复兴。教会法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受佩脱拉克鼓舞的人文主义者，并同佛罗伦萨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讨厌让·斯坦彤克为首的蒙塔古学会野蛮纪律的伊拉斯谟，他在巴黎大学期间仅仅留下了对那里讲授的陈腐的经院哲学的鄙视。但人文学科教师、枢机主教勒莫瓦内学会的教授雅克·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巴黎传播一种形式最纯粹的人文主义，对此人们可以参阅奥古斯坦·雷诺德的出色描写。　　　　
　　虽然人文主义主要攻击的是迂腐僵化的经院哲学，虽然大学成员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义所吸引，终究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通过人文主义，原来因其语言和风格不像哲学家而未受阿尔贝都·马格努斯重视的柏拉图重新得到了承认，并且由于柏拉图是位诗人，他被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