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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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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滚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等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镑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也许我见识得不够多,所以这样想。
  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
  久已忘记这一节了。前些时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我们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轰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长期地断了水,也不能不设法离开这城市。我忽然记起了那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一只钟滴嗒滴嗒,越走越响,将来也许整个的地面上见不到一只时辰钟。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并不喜欢,绣出来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军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我于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满了计划的。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在那边三年,于我有益的也许还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谈天,而当时总是被逼迫着,心里很不情愿的,认为是糟蹋时间。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
  后来看到《天地》,知道苏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难过。
  然而这末日似的一天终于过去。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声音;后门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们阿妈说话,只听见嗡嗡的高声,不知说些什么,听了那声音,使我更觉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窝里,外面的屋瓦上应当有白的霜——其实屋上的霜,还是小时候在北方,一早起来常常见到的,上海难得有——我向来喜欢不把窗帘拉上,一睁眼就可以看见白天。即使明知遭这一天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这堂堂的开头也可爱。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灯市的记载。可是我真可笑,用铁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子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了,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我有一件蓝绿的薄棉袍,已经穿得很旧,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来,才上身,又脱下来,唯其因为就快坏了,更是看重它,总要等再有一件同样的颜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讲究换花样。才夹了一筷子,说:“好吃,”接下去就说:“明天再买,好么?”永远蝉联下去,也不会厌。姑姑总是嘲笑我这一点,又说:“不过,不知道,也许你们这种脾气是载福的。”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我对姑姑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却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穷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姑姑说:“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我说:“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想到贫穷,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对于前途又没有一点把握的时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看苏青文章里的记录,她有一个时期的困苦的情形虽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响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
  苏青是——她家门口的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谁都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她走出走进,从来就没看见。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譬如今年过年之前,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同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灭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钮扣也要去掉,改装暗钮。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我在旁边笑了起来,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看着她。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她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幢幢的,更显明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她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是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
  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为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的缘故。
  高级情调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能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生活得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了。苏青在理论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的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我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对她加以推测,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这样。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苏青认为她就吃亏在这里。男人看得起她,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可是苏青我们不能说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于是她说:“没有爱,”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种藐视的风情。
  但是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在中国现在,讽刺是容易讨好的。前一个时期,大家都是感伤的,充满了未成年人的梦与叹息,云里雾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看穿一切,进到讽刺。喜剧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有意思,粉饰现实。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感伤之外还可以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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