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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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夜有人放火烧船，断了归路，克利斯青抢救仪器烧死。
　　烧船是事实，荒岛当然不能有海船停泊，怕引起注意。近代辟坎岛上克利斯青的后裔靠雕刻纪念品卖给游客度日，一度到欧洲卖画，五○年间向访问的人说：当初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投案”，曾载《读者文摘》。照一般改编剧本的标准来说，这一改改得非常好，有一个悲壮的收梢，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十八世纪英国法律本来严酷，连小偷都是流放的罪名。航海法的残忍，总也是因为帆船远涉重洋，危险性太大，不是实在无路可走的人也不肯做水手，所以多数是囚犯，或是拉夫拉来的酒鬼，不用严刑无法维持纪律。叛变不分主从，回国一定处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片中的克利斯青自愿为社会改革而死，那又是一回事，手下这批人以性命相托，刚找到了一个安身处，他倒又侃侃而谈，要他们去送死。我看到这里非常起反感，简直看不下去。
　　名小说家密契纳——著有《夏威夷》等——与前面提过的戴教授合著《乐园中的坏蛋》散文集（“ＲａｓｃａｌｓｉｎＰａｒａｄｉｓｅ”），写太平洋上的异人，有的遁世，有的称王，内中有郑成功，也有“邦梯号”的布莱船长。布莱对于太平洋探险很有贡献，并且发现澳洲与新几尼亚之间一条海峡，至今称为布莱海峡，可算名垂不朽。这本书根据近人对有关文件的研究，替他翻案。他并不是虐待狂，出事的主因是在塔喜堤停泊太久，岛上的女人太迷人，一住半年，心都野了，由克利斯青领头，带着一批青年浪子回去找他们的恋人。
　　但是叛变是临时触机，并没有预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郁郁地想念他的绮萨贝拉——是他替她取的洋名——决定当夜乘小筏子逃走。偏那天夜间特别炎热，甲板上不断人，都上来乘凉，他走不成。
　　刚巧两个当值人员都怠职睡熟了，军械箱又搬到统舱正中，为了腾出地方搁面包果树——这次航行的使命是从南太平洋移植面包果，供给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作食粮，但是黑人吃不惯，结果白费工夫——克利斯青藉口有鲨鱼，问军械管理员拿到箱子钥匙。更巧的是几个最横暴的海员都派在克利斯青这一班，午夜起当值。内中有三个在塔喜堤逃走，给捉了回来，共有七个人犯事挨过打，都在午夜该班。于是克利斯青临时定计起事，其余的员工有的胁从，有的一时迷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拜伦型的大副”那年二十四岁，脸长得一副聪明相，讨人喜欢，高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布莱事后这样描写他：“身坯结实，有点罗圈腿，有出汗太多的毛病，尤其手上，甚至于凡是他拿过的东西都沾脏了。”布莱形容他自然没有好话。骑马过度容易罗圈腿，英国乡绅子弟从前都是从小学骑马。手汗多，似乎是有点神经质。
　　诺朵夫也写他脾气阴晴不定，头发漆黑，肤色也黑，再加上晒黑，黝黑异常——倒和绮萨贝拉是天生注定的一对。——诺朵夫认为他想单独逃走是为了跟船长屡次冲突——因为对他不公，并不是主持公道——后来临时变计，占领了这条船，宣布要用铁链锁住船长，送回英国治罪。同伙的船员一致反对回英，这才作罢。事后他与少年士官白颜谈起，又强调他的原意是把船长解回英国治罪。最后与白颜等两个士官诀别，还又托他们回国后转告他父亲，他本意是送船长回国法办，虽然父亲不会因此原宥他，至少可以减轻他的罪行。
　　再三郑重提起这一点，但是船长究竟犯了什么罪？鞭笞怠工逃跑的水手，是合法的。密契纳代船长洗刷，但是也承认他“也许”克扣伙食——吞没九十磅乳酪，多报咸肉，造假帐。至于扣食水，那是他太功利主义，省下水来浇灌面包果树。后来他第二次衔命去取面包果，澳洲海洋探险家马太，福林德斯那时候年纪还小，在那条船上当士官，后来回忆船上苦渴，“花匠拎水桶去浇灌盆栽，他和别人都去躺在梯级上，舐园丁泼撒的琼浆玉液”。士官尚且如此，水手可想而知。
　　邦梯号上有个少年士官偷了船长一只椰子，吃了解渴。船长买了几千只椰子，一共失去四只，怪大副追查不力，疑心他也有份。在这之前几天，派克利斯青带人上岸砍柴汲水，大队土人拦劫，事先奉命不准开枪，因为怀柔的国策。众寡不敌，斧头、五爪铁钩都给抢了去。土人没有铁器，异常珍视，拿去改制小刀。回船舰长不容分辩，大骂怯懦无用。
　　在塔喜堤，船长曾经把土人馈赠个别船员的猪只、芋类和土产一律充公，理由是船上只剩腌干食品，需要新鲜食物调剂，土产可以用来和别处土人交易。大副有个土人朋友送了一对珠子，硬没给他拿去。但是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等回国后去海军部告发，还有可说，中道折回押解交官，一定以叛变罪反坐。不但是十八世纪的海军，换了现代海军也是一样。五十年代美国名著小说改编舞台剧电影《凯恩号叛变》（“ＴｈｅＣａｉｎｅＭｕｔｉｎｙ”）
　　——亨佛莱波嘉等主演——本来是套《叛舰喋血记》，里面一碗杨梅的公案与那四只椰子遥遥相对，但那只是闹家务，要不是战时船长犯了临阵怯懦的罪嫌，不然再也扳不倒他。
　　克利斯青不是初出道，过了许多年的海员生活，不会不知道里面的情形，竟想出这么个屎主意，而且十分遗憾没能实行，可见他思路不清楚。影片中迟至抵达辟坎岛后，才倡仪回国对质，更不近情理，因为中间有把船长赶下船去这回事，有十八个人跟去，全挤在一只小船上，在太平洋心，即使能着陆，又没有枪械抵御土人，往西都是食人者的岛屿。这一个处置方法干系十九条人命，回去还能声辩控拆船长不人道？
　　密契纳这篇翻案文章纯是一面倒，也不能叫人心服：“无疑地，福莱彻。克利斯青的原意是要把船长与忠心的人都扔到太平洋底，但是叛党中另有人顾虑到后果，给了布莱一干人一线生机”这未免太武断，怎见得是别人主张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克利斯青本人？书中并没举出任何理由。而且即使斩草除根，杀人灭口，一年后邦梯号不报到，至多两年，国内就要派船来查，这条规则，克利斯青比他手下的人知道得更清楚。
　　还有白颜等两个士官、五名职工没来得及上小船，挤不下，船长怕翻船，喊叫他们不要下来：“我不能带你们走了！
　　只要有一天我们能到英国，我会替你们说话！“
　　克利斯青不得不把这几个人看守起来。大船继续航行，经过一个白种人还没发现的岛，叫拉罗唐珈，岛上土人胆小，也还算友善，白颜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选作藏身之地，却在英国人已经发现了的土排岛登陆，土人聚集八九百人持械迎敌，结果没有上岸，驶回塔喜堤，补充粮食，采办牲畜，接取恋人，又回到土排岛。这次因为有塔喜堤人同来，当地土人起初很友好。
　　他们向一个酋长买了块地，建造堡垒。克利斯青坚持四面挖二丈深四丈阔的水沟，工程浩大，大家一齐动手，连他在内。不久，带来的羊吃土人种的菜，土人就又翻脸，誓必歼灭或是赶走他们，一次次猛攻堡垒，开炮轰退。渐渐无法出外，除非成群结队全副武装。生活苦不堪言，住了两三个月，克利斯青知道大家都恨透了这地方，召集会议，一律赞成离开土排岛，有十六个人要求把他们送到塔喜堤，其余的人愿意跟着船去另找新天地。
　　密契纳为了做翻案文章，指克利斯青抛弃同党，让他们留在塔喜堤，军舰来了瓮中捉鳖，其实是他判断力欠高明，大家对他的领导失去信心，所以散伙。回塔喜堤，诺朵夫认为是怪水手们糊涂，舍不得离开这温柔乡。大概也是因为吃够了土人的苦头，别处人生地不熟，还是只有塔喜堤。仗着布莱一行人未见得能生还报案，得过且过。克利斯青为了保密，大概也急于摆脱他们，把白颜一干人也一并送到塔喜堤上岸。
　　第一次船到塔喜堤的时候，按照当地风俗，每人限交一个同性朋友，本地人对这友谊非常重视，互相送厚礼，临行克利斯青的朋友送了他一对完美的珍珠，被船长充公未遂。这种交友方式在南太平洋别处也有，新几尼亚称为“库拉”
　　（ｋｕｌａ）——见马利脑斯基（Ｂ。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日记——两地的友人都是一对一，往来馈赠大笔土特产或是沿海输入的商品，总值也没有估计，但是如果还礼太轻，声名扫地，送不起也“舍命陪君子”。收下的礼物自己销售送人。这原是一种原始的商业制度，朋友其实是通商的对手方，也都很有大商人的魄力。连南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也有同样的制度，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还通行。都是交通不便，物物交易全靠私人来往，因此特别重视通商的搭档，甚至于在父子兄弟关系之上——见哈纳（Ｍ。Ｊ。Ｈａｒｎｅｒ）著《吉伐若人》（“ＴｈｅＪｉｖａｒｏ）——塔喜堤过去这风俗想必也是同一来源，当时的西方人容易误解，认为一味轻财尚义。克利斯青最初准备只身逃亡，除了抛撇不下恋人，一定也是憧憬岛人的社会，满想找个地图上没有的岛屿，投身在他们的世界里。但是经过土排岛之难，为了避免再蹈覆辙，只能找无人荒岛定居，与社会隔离，等于流犯，变相终身监禁。
　　不管这是否他的决定，不这样也决通不过。
　　白颜住在塔喜提一年多，爱上了一个土女，结了婚。英国军舰来了，参加叛变的水手们被捕，白颜等也都不分青红皂白捉了去。原来出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正预备当夜溜下船舷潜逃，在甲板上遇见白颜，托他回国代他探望家人，万一自己这次远行不能生还。白颜一口应允。克利斯青便道：“那么一言为定。”不料船长刚巧走来，只听见最后两句话，事后以为是白颜答应参加叛变。
　　出事后，布莱指挥那只露天的小船，连张地图都没有，在太平洋上走了四十一天，安抵马来群岛，是航海史上的奇迹。
　　回国报案，轰动一时，英王破格召见。跟去的十八个人，路上死了七个，剩下十一个人里面，还又有两个中途抗命，“形同反叛”，一个操帆员，一个木匠。到了荷属东印度，布莱提出控拆，把这两个人囚禁起来，等到英国候审。结果只有木匠被堂上申饬了事，另一个无罪开释。
　　布莱在军事法庭上咬定白颜通谋。白颜的寡母不信，他是个独子，好学，正要进牛津大学，因为醉心卢骚拜伦等笔下的南海，才去航海，离家才十七岁，这是第一次出海，与布莱是世交，他母亲重托了他。案发后她写信给布莱，他回信大骂他儿子无行。这母子俩相依为命，受了这刺激，就此得病，白颜回来她已经死了。
　　布莱对白颜是误会，另外还有三个人，一个军械管理员，两个小木匠，布莱明知他们是要跟他走的，经他亲口阻止，载重过多怕翻船，不妨留在贼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递解回国途中，军舰触礁，来不及——解除手镣脚铐，淹死了四个。这三个人侥幸没死，开审时，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务长代为分辩，终于无罪开释。布莱不在场，已经又被派出国第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这时候距案发已经三年，舆论倒了过来，据密契纳说，是因为克利斯青与另一个叛党少年士官，两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个法学教授，两家亲属奔走呼号，煽起社会上的同情。而且布莱本人不在国内，有人骂他怯懦不敢对质，其实他早已书面交代清楚，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说明事件经过。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日久事明”，军事法庭第二次审这件案子，结果只绞死三名水手，白颜等三人判了死刑后获赦。
　　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陆续出了好几次叛变，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后一次在伦敦首善之区，闹得很大。但是镇压下来之后，都被忘怀了，惟有太平洋心这只小型海船上的风波，举世闻名，历久不衰，却是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族宣传之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只有这一次叛变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满的结局的力量。主犯几乎全部逍遥法外，享受南海风光，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在西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国大革命，从某些方面说来，甚至于都没有它影响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法国革命的感觉，同情而又恐怖憎恶，不像邦梯案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规，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