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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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搞好越级关系：泰普特行包装部有一位出色的青年，他是一个最下级的营业员，但却以才智打动过芝加哥商业大亨菲尔特。当时，为了得到更重要的职位，这位青年曾接二连三地向自己的监工提出过，但屡屡被拒绝，于是他不得不通过菲尔特的直接提携，去改变怀才不遇的境地。事后，菲尔特质问那个监工和棉织部主任，为什么不提拔这个青年。回答是：“没有人能代替他，其余的包装员都不行。”过了四十年，监工和主任依旧是监工和主任，而那个青年却创立了世界上著名的塞尔弗里奇公司伦敦百货商店，他本人就是塞尔弗里奇。当我们的直接上司明显力量不足，或者缺乏眼光，属于那种不能带领自己一同迁举的平庸之辈时，我们要巧妙地通过各种机会，与他们的上司直接联系上。但中国毕竟不是英美，所以对待越级交际这个问题，就越发需要巧妙，需要以不伤害自己的直接上司为前提。但是一定要记住，别让平俗的上司，贻误了自己。

　　比起与上司的关系来，与同事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上司的良好关系使我们的工作状况变得更好，与同事的良好关系只不过是维持现状。关于自己的提升问题，上司只是与他的亲信们商讨，不会向我们的普通同事征求意见。但是为了不出现多余的麻烦，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尽量少与同事们接触。我们的上司之所以成为上司，就是因为他们很少像我们这样与同事打牌，频频交游。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卷进同事之间的人事纠纷，这种算计比对上司的算计花费的精力还大，并且没有多少用途。

　　第二：别认为“人人可交”，实际上能与自己真正相好的人是极少的，依赖工作上的泛泛之交只会对自己有害。我们知道，铝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当它的切痕一经暴露在空气中，其表面就会马上产生一层透明的薄膜，把内部再度密封起来，以防止继续腐蚀。我们在与工作伙伴的关系中，也应该确立起这种快速应变的原则，对那些轻诺寡信、嘴比手灵、口蜜腹剑的人，要避而远之，立即封闭自己，以防受到他们的再次伤害。

　　第三：寻找严师畏友。严师是我们的导航灯，畏友是我们合作伙伴和将来提升后的干部力量。对于未来而言，这笔财富是意义是重大而无可估价的，他们将是我们的力量。

　　如果二十七岁，我们有幸作了一介小官，那么要记住三个常识：第一，“要把责权利要齐了”，千万别因为热衷于虚名而作那种责任重大而无权无利的工作，那样对工作本身和对自己一样毫无好处，结局常常是使自己很委屈地遭到毁灭。所以不妨要齐了成功的要素后，再答应上马。第二，对于别人接受自己的领导，要感到“当之无愧”，不要报以感激和怜悯。对于别人理所当然的服务，不要像奶油小生一样，没头没脑地谢个没完，人类是需要领袖的，有时人们受到奴役反而觉得无比自然。第三，“别让自己的下属轻易得惯了物质好处”，多给他们一些口头赞美，一般讲，这比小恩小惠效果要好，而且不会养成下属们行必多酬的份外贪欲。

　　二十七岁时，多数的人没能走上仕途，而是越变越普通。我们看到舞台上出了名的小伙子和小丫头，他们许多人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可他们红得发紫，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而我们却沉默地走向了三十岁。也许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比自己小三岁，可她刁难起我们来可真是居高临下，只因为她有一张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学士文凭。

　　这时，我们不再寄语明天，天真地相信未来埋藏着一个日子，一个令我们飞黄腾达的日子。想起青春期里的梦幻，我们在灯下一笔一笔写下《我的理想》，真是荒唐。我们曾以为二十七岁会看到美梦成真，而今，上了当的感觉袭上心头，这就是中年人阴暗的忧郁。我们重复着难以置信的年龄：“噢，二十七岁！”我们彻底明白了，自己不是伟人，只是我们自己——一个理发师，一个公务员，一个小记者，一个没有课题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个流浪的画家，无家可归。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4　
　　

　　　　发表日期：2005年6月14日


　　宽容


　　由于失落和渴望，我们甚至愿意更多地接触一些无聊的神秘主义理论，尽管我们已不会像二十五岁时那样把手伸给手相先生，满怀希望地问婚姻问事业，并因为碰巧有一点解析与自己的经历相吻合便对那个骗子百分之百地肯定。可是我们还是伸出了手，想找点好话慰籍自己。也许正是因为想找慰籍的人太多了，所以迷信才会在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但二十七岁时，我们已开始不对莫名其妙的事情感到惊慌，而是发现它们的合理性，由此多了几分雍容大度。譬如，我们会热爱见义勇为的好汉，对邪恶嗤之以鼻，但却对爱憎百分之百分明的人感到可怜和厌倦。相反我们喜欢那种能对犯人微笑的警察，认为那些有着通融沉静的心，能对一切人微笑的人，很可能是个历经沧海、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这些人一边秉持正义，钳制罪恶，一边对促成罪犯不得已而卷入犯罪的经历带有同情。他们不再对敌人，像古人毫不留情地屠宰战俘一样，也不像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

　　当然，我们的宽容也表现在我们开始对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许多迷信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公理性习惯和文化传统，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葬礼中佩戴红花，以声讨这种迷信。而且，我们平淡的生活需要一些迷信的小刺激，忧郁的心灵需要抚平、慰藉、几声轻快的笑声。我们甚至认为，一个百分之百破除了迷信的人，既不可能有绝顶的科学创造能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真正解放思想。在知识的最高境界里，科学和迷信，这两种在凡人心中绝对矛盾的东西，却经常是相互融合、互为光辉的。迷信有时是探索广泛的无知领域的向导，完全迷信的人是弱者，显得傻气，百分之百拒斥迷信的人是僵尸，也显得傻。而许多事情并不像史书和文件所记述的那样好坏分明。

　　我们说，迷信大规模还营扎寨的原因一般说有两种：一是人们希望逃脱现世的苦楚，有所寄托，二是愚昧为之提供了沃土。

　　迷信作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约束力的文化心理，它要求我们接受某种不得深究的习惯说法。当我们试图抗拒它而真的一败涂地时，未必是鬼神的捉弄，而是我们自身由于背叛那种约束而产生的内心怀疑，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极度惊慌，以致于在自我压力下心神不安，手足无措，终于把事情弄糟了。实际上，这种枷锁性的迷信的确应该破除（把青春时代当作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也是一种世界性的迷信。尽管这种迷信离鬼神之道远了些，但它招引人们在格外注目十年青春之时，视其余五十多年为粪土，这种枷锁性的观念却像其他迷信一样，对总体人生不利。实际上，青春不是终结，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三十岁会更好，而中年才真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年龄）。把精神托寄给迷信，无异于寻找绑绳，值得原谅但不值得表扬。

　　我们需要两种准备：其一是避免极端迷信，支持对于巫术行骗的打击；其二也应该避免极端科学化。的确，迷信害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民，但是科学杀死过多少的生灵呢？一六零零年以来灭绝的130种动物，其中75％是科技干的。然而唯心主义大师、神秘主义、迷信却始终为环境和节制人类贪欲敲着醒世钟。一九八九年，伍岛勉对努斯特拉达穆斯的《诸世纪》进行专著研究，写出《大预言》，在他耸人听闻的描绘里，透露着焦急和爱世界的不安。

　　这时，我们看传统也像看它的组成部分迷信一样，有了几分温静恬淡。我们依旧不会像五六十岁的人们那样对于昔时怀有不加思索的好感，我们也不再像十八岁时那样热血沸腾，让拒绝一切的天真占据身心，对古文化报有否定一切的狷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既不是传统文化的束缚，也不是西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机制问题。而文化本身，说到底，只是一种风雅情调，既没有破坏旧世界的能量，也没有营建新世界的雄心，诚如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说的：“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它永远不会是落后的关键症结。但是，在从新文化运动直至经济改革时代的70多年中，那些有影响的大学者们都在致力于找到一种可以拯救中国的文化工具，在他们对于东西文化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既没有赶紧确定下一种文化从事营救，也没有使两种文化融解调和。于是，局面变得更糟，西洋的没有真正地走进来，传统的又被破坏殆尽，得到的是两亿多文盲和九亿徘徊在十字街头的人们，既无西学，又忘了汉学。

　　文化救世的理想，只是抓住了这个不能胜任的东西，把一项伟大的事业和梦想一并压在它的肩头，压瘫了它，新世界也不会到来。实际上，旧文化从来不是狰狞的恶魔，消灭它以摧毁旧世界，无非是错宰了一只代罪羔羊。

　　传统对一个民族的存在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代表着这个民族的至尊、昨天的荣耀、未来的梦想。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着传统。那种认为传统沉重得使人折腰的观点是荒唐的。第一，传统只会使人腰杆更直，我们或许听说过法国人对美国人在情绪上的轻视，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历史。第二，想想那些被历次农民造反屡屡摧毁的文化遗址和被列强夷为平地的园林，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传统的熏陶。漫步在伦敦街头，几乎几十米就有一座百年以上的历史高楼，处处是博物馆，行人就像走在传统和历史的光辉之中。可是在北京，除了几处可怜的古迹之外，剩下的不是现代化街景，就是不堪风雨的破民房，我们缺的正是传统自豪。哪一个人能在只有一家历史博物馆的城市里感到漫长历史的覆压？我们可以在日本看到和服艺妓，可以在樱花时节看到成群古装的人民，可是，我们在上海或者西安的街头，见到过穿马褂的市民吗？我们已没有多少传统的外在形式了，而且传统心理又早已被无教养型心态所取代。

　　法学中有这样一种论点，好的司法机制使坏人不得不作好事，而糟糕的机制却使好人也能作坏事。文化传统正像生活在不同机制下的人们一样，同一种文化心理，在较为完善的环境里呈现出勇气、正义、欢乐，在另一种不得体的环境中却完全可以沦为包袱。

　　机制是变革的中心支点。

　　如果我们还是在东西文明的对话中，支持某一种狭隘的意识，继续唠唠叨叨地诅咒一个无辜替罪的文化，我们就会从事破坏和盲目的批判工作，继续荒疏对人民和对自己进行随便哪一种都可以的文明教化。

　　《青春的敌人》第五部分5　
　　

　　　　发表日期：2005年6月14日


　　你是否已经成熟


　　一个正常的人，在几个年龄界标上，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应该有着相应的几次飞跃性变革。八岁时，我们发现父母“不要说谎”的训诫有问题，因为不说谎总是办不成事。青春期时，对于家庭束缚和社会时弊的批判惊天动地。十八岁，我们发现全世界都错了。二十六岁，我们觉得自己也有不少错。而二十七岁起始，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一次脱胎换骨。古时候，四十岁的人才能晓知天下，但对于现代人来说，那未免太迟了。实际上，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应该熟透了才对。此时，我们应该能作到给以往负有罪名的许多观念昭雪，同时剥去另外一些观念久赋盛名的光环。

　　如果我们还是谈到迷信就迷醉，或者义正辞严地呵斥，谈到文化与传统就站在某个极端，或者重复着那句白痴也会说的废话——“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我们就很难说完成了向成熟的转变，而且很有可能到四十岁仍然进入不了不惑。因为，在二十七岁这个重要的年关，我们没有成年人应有的那次质变，即，彻底解放一次思想。于是，谈到“崇洋”，就一定认为会“媚外”，使自己陷入前面提到过的思维定式，谈到资本主义就大谈“垂死性”、“寄生性”、“腐朽性”，不过脑子地愚弄自己的脑子，而谈到“无知”就感叹说，这是不好的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大半个思想仍受着束缚。

　　如果我们在美国人面前大谈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纽约，说那里一切都好，那么他会哑然大笑，宛如一个大都市人面对一个把自己所在的都市夸得滴水不漏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