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的风范

　　丁 东其人其事　　古人说，转益多师是吾师。我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在太原，虽然也注意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但真正遇到高人，还是前几年定居北京以后。认识了一些饱经风霜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大家风范。无论做人做文，都受到很多教益。　　　　一九九五年底，我认识了李锐先生。当时，《东方》杂志要搞一组关于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副主编朱正琳来电话，咨询找谁组稿合适。我在一次会上听柳萌先生发言，提到李锐向他推荐《顾准文集》，于是想到找李锐先生组稿。这样认识了李锐先生。李老一生饱经风霜，年逾八旬，仍然精神抖擞。我很难用一个定义概括他是什么“家”。可以说他是史学家，他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等力作，当时还在为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每日伏案工作；可以说他是水利学家，在三峡问题上他自成一派，写了许多文章，集成《论三峡工程》；可以说他是诗人，他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的《龙胆紫集》曾传诵一时，连胡耀邦晚年都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修改；可以说他是杂文家，从延安到五十年代，都是杂文圈闻名的高手。李老则说，“我是一个杂家。”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他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和胡耀邦等领导人都有接触。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不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也是青年一代了解党史、国史底蕴的入门书。他有诗云：“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前一句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验，他就在延安“抢救运动”和文革中两次坐牢；后一句则是他的毕生追求。他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虽然他去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但他的追求我是理解的。二十纪发生的变化我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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