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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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于是，努尔哈赤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阅读那些史料时，常常会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实事求是地说，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原，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满清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
　　时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如今，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1）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出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可能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们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公元1619年，也就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即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今年，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如今，他依然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即公元1622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一位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军政司司长助理的样子，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当然十分关心了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2）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的官职，大致相当于今天以主管司法副省长助理的身份，兼宁前专区地委书记，再兼山海关外的军事首长。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主管军事工作的内阁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它一道雄关，叫做“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没有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避免资敌，坚壁清野，甚至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了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副省长助理——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专区地委书记——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武装部队政委——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近五百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的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袁崇焕，在迷局中脱颖而出（3）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到：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他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只是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画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