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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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争辩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造成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到：“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3）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的话，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例外。
　　公元1640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选定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此地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镇日价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4）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早就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谁知，此后，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子女、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却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5）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使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成语的精当准确。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帝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防止这种情形出现。经常的情形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来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中国人以一代代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政治构架和人生准则——譬如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