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秘史(上部)--入主中原之路-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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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只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的女真贵族，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不少狠话。这些努力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9）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该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业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之惊人，其腐败之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描述这些情形，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或在未来进行。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歌舞伎厮混在一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们的权势　、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推断起来，这种动机的形成，应该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有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并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们，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达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以致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0）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订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全部可以作多重理解，譬如，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和硕贝勒差不多变成了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即部长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启心郎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1）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祈愿，在这块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土地上，这种同类相残能够成为过去时。
　　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凡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到了“国本”，但这二位——过去的努尔哈赤和现在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他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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