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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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在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当斯诺问到：“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指出：“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几个同志的谈话时表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再次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很难将它全部引述过来，从上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丝一毫的忽视计划生育的表示吗？我们怎么可以将应该由我们自己解决的问题，毫无道理地完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做人，总应该讲点良心吧？
毛泽东不是一个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空谈家。除了上述这些精辟而独特的论述之外，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更是扎扎实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着效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代表中央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检讨了卫生部以前对节制生育问题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和办法。三月一日，中央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同意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九五六年八月，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不仅对于党和政府支持群众避孕和节育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而且进一步指出“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并规定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国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一九六三年十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一九六四年一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此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在卫生部门专设办公室，配置了专职干部，部分市、地、县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人员。同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从经费上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一九六四年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城市不论是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要远远优越于农村居民。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城市出生率为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九点八，县为千分之三十二点三四；城市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一点三，县为千分之二十。一九六四年之后，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开始低于县及县以下地区，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当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以致落后于农村居民，它透露出来的是城市居民的人口生育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生存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如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在一九五四年高达千分之五十二点七四，居全国首位，一九五七年出生率降至千分之四十六点〇，仍居全国首位，到一九六五年便降低到千分之十七点〇，退至全国最末一位。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城市出生率递减至千分之三十二点一七、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九和千分之二十点八五，县出生率则高达千分之四十点二七、千分之三十九点五三和千分之三十六点七一；城市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二十四点九〇、千分之二十点九〇和千分之十五点二六，县则高达千分之二十八点一〇、千分之二十九点七四和千分之二十七点二四。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城市效果极为明显，另一方面，农村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虽然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与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太大，这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之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也普遍搞起来。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六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对农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区和少数人口稠密的县有所开展。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教育广大群众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以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宣传实行“晚、稀、少”政策。所谓“晚、稀、少”是指：提倡晚婚，推迟头胎怀孕年龄，第二胎生育间隔不少于四年，严格控制多胎生育。由于把计划生育普遍推行到广大的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出现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以赤脚医生、妇女主任和“大嫂子队长”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大都培训了能做简易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国家为一大批卫生院装备了放、取宫内节育器和做人工流产术所需要的器械。各城市还组织了大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宣传、技术指导等活动。七十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显着效果。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〇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降至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十八点二五，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降至千分之十二，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六点〇一降至二点九七。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更快，一九七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九二，一九七二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一〇，一九七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七四年为千分之十五点〇八，一九七五年为千分之十五点二一，一九七六年为千分之十三点六四，一九八〇年更降为千分之十左右。一九八〇年，我国公布了新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控制有所松缓，转而采取进一步限制生育子女人数的办法。由于实际结婚年龄的提前及早婚的出现，同时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导致人口出生率的迅速回升，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的出生率均保持在千分之二十一左右的高位。此后，尽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但一九八六年的人口出生率仍高达千分之二十点七七，一九八七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四，一九八八年为千分之二十点七八，一九八九年为千分之二十点八三，并不比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出色。毛泽东时代增加的几亿人口尚可以归咎为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那么八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该找谁去负责呢？要知道此时马寅初早已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九七九年九月，当时已经九十七岁的马寅初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后来又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而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技术和经济水平又远非毛泽东时代所能比拟。对此，不知道朱相远先生又将作何解释？
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表明，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比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下降得还要快得多，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效果如此显着，并没有因为对马寅初的批判而放弃对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新中国的人口还是大量增加了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影响人口增长变化的，除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群众的广泛宣传发动之外，还有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均预期寿命、头胎生育年龄、控制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传统的生育观念等等许多因素，并不是少数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认识一个问题，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更需要必要的时间，特别是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关系到子孙后代千家万户民族存亡兴衰的大事，更是如此。首先，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除了丰富的人力，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怎么可以在建国伊始，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这就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几乎停滞不前，当然就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了；其次，多子多福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更是数千年来中国医疗条件恶劣，婴幼儿成活率极低的现实给逼出来的，要想改变这一观念，需要时间，更需要改善整个中国的医疗条件、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婴幼儿成活率，而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只有最无知、最浅薄、最幼稚的人才认为只需轻轻地喊上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改变别人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生育观念。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才取得最终的胜利的，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得政权之际，就立即贸然要求农民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剥夺农民这一并不算过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绝对做不到的，是对人民的极端的不负责任。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绝不可能在人民还不理解、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草率地采取简单野蛮粗暴的计划生育方式，比如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第三，在建国之初，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既不会生产避孕套，也没有可靠的口服避孕药，还不懂得结扎这一有效的避孕方式，中国拿什么去开展计划生育？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当然，人工流产比较有效，但当时会做这种手术的医院并不多，而且传统的吸宫术、钳刮术痛苦较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医生的经验来完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子宫穿孔、大出血等情况，危及孕妇生命。人工流产是一项创伤性的手术，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到妇女的子宫内膜以及其它器官，何况是在几十年前？即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