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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电子杂志103期-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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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驹谡飧龉鄣愕姆疵娴氖抢返奈ㄐ闹饕濉！保蠖骸抖艋孟耄急付氛贰Ｍ希�1424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唯物史观的一种集焦性的通俗表述。毛主席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同上，第1449页。）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连汽车、飞机都不能制造的中国，在很短的年代里，不仅能够制造汽车飞机，而且具有综合国际先进水平的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不是也已经被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地造就和升空了吗？不要说当初的5亿人口，即使现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都能吃饱饭了吗？这还不是人间奇迹？
在帝国主义者、剥削阶级统治者及其“精英”们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他们这些只占人口中极少数的不劳而获的贵族们设计、创造出来的，而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历史是毫无贡献的，是只能依赖剥削阶级的恩赐才能养活自己的社会多余者。“89”动乱时跑到美国去的原中国社科院“精英”李泽厚和刘再覆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这本书中，不就是这样露骨地表明的吗？
与此相反，唯物史观认为，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力。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争得了社会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后，只要党政领导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事依靠人民、深入调查研究、事事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取信于民、有福共享、有难同担，真正继承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劳动人民认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等那样，产生强烈持久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觉的革命能动性，形成极大范围的团结协作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一桩又一桩常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
在毛主席领导人民执政的28年间，尽管有失误，然而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国防、外交、社会风气、人们精神面貌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旧中国数百年都未曾有过的令国际友人赞叹的巨大成就。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谁能抹掉？这28年的史实已经充分证明，赶跑了帝国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劳动人民不但能够自力更生，而且普遍享有就业、就学、就医、就居、劳动保险、养老保险、老弱鳏寡妇幼孤独者均有所依；由于旧中国留下的底子薄，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与富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在精神生活上却是高胜于资本主义富国的。当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从各个方面讲都为此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尽管当时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面夹击的军事包围，但是由于当时城乡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便于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又由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和敌情观念深入人心，不但有比旧中国强大的海陆空正规军，还有令国内外敌对势力最难以对付的强大民兵师，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受到艾奇逊鼓励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里通外国的行为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失去蔓延的市场，因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和社会生活上的安全系数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鞍钢宪法”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最显着的科学标志之一
明年3月22日，是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纪念日。我们要深入领会“鞍钢宪法”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显着的中国特点，这是众所共知的。中国民主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显着特点。因为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纲领为旗帜、为榜样的革命。这是极不彻底的、最终必然要被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篡夺、所葬送而导致失败的、严重脱离工农群众的、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没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少数人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即三大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剥削本性，既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又与三大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需要借助三大敌人来扑灭工农大众的革命；急需工农大众帮助反对三大敌人的压迫又非常害怕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后会革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北伐战争前后，孙中山先生曾经推行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革命。从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目标来看，它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经有过短暂的革命蓬勃发展年代。但是，二者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根本指导思想上截然不同；其二，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这个关键点上截然不同；其三，参与革命的骨干和群众的成分、深广程度上截然不同；其四，民主革命是否彻底上截然不同；其五，革命纲领目标上截然不同；其六，革命能否胜利的前途上截然不同。
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开始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在如何看待和领导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其主要成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科学标志。而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比较成熟的第二个科学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在这部名著中，毛主席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纲领、总路线过程中，已经清晰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既不允许相互混淆又不允许相隔万里长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宣传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已经成为主要内容之一。
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道路过程中也连带探讨着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贫苦农民开展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先以游击战加运动战为主到最后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攻坚战相结合夺取城市、通过民族战争训练、积蓄、壮大革命队伍，培养管理城市的人才。
毛主席胸有成竹地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如果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而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内外依然存在强大敌对势力的情况下，已经夺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就会由于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得而复失。更主要的是，继续进行社会主主义革命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其原因在于：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党政军财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之中。第二，没收四大家族等官僚买办资本归国有，这意味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据了全国工商业的主体地位。这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两个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还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稳步地完成土地改革。这是当时巩固工农联盟的首要前提。而当土地改革结束后，引导农民合作化就成为巩固工农联盟的新基础。如果不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就必然会很快地出现如原属贫下中农的刘介梅那样，上升为新上中农后放高利贷，然后买青苗、换取耕地进行雇工剥削，而使大多数贫苦农民重新失去土地，受雇于人家忍受剥削，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使多数原来党和政府所依靠的贫苦农民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破坏、动摇工农联盟的根基，导致人民国家政权蜕化变质，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人民政权以可乘之机。
所以，在土地改革结束后，毛主席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倾心于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并且在指导“一化三改”进程中显现中国的特点，即：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以资本主义先有手工工场然后才逐渐使用机器生产为依据，驳斥未机械化就不可能合作化的观点。②根据农民觉悟程度，逐步推进农业合作化，先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然后根据扩大合作生产规模的客观需要和农民群众的创造，建立人民公社，在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确定比较符合实际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办社方针。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和平赎买政策。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这3个特点和成功经验，是对国际共运的新贡献。其中最出色的贡献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从至到今天还在蓬勃发展的周家庄人民公社和华西村、南街村等等数千个集体经济的现状与小岗村等等单干走投无路、出现严重“三农”问题相对比来看，走集体化道路的原则，普遍符合当时实际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的办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在1980年开始采取一刀切式的命令解散人民公社，至少会有1/3的公社会建设得很好（可参见笔者写的《人民公社的周家庄模式给予人们的启示》①）。笔者的这个看法、竟然与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委书记、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老领导干部刘仲侯的异地看法不约而同（可参见老田采访刘仲侯的笔录），这绝非偶然。
“鞍钢宪法”的诞生，是党和政府在工业现代化建设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结出的胜利硕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显着的科学标志之一。
“鞍钢宪法”并不是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最高峰。毛主席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高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的问世（1957年2月27日），以及在它指导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举措。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评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的1965年，他在讲解毛主席4篇哲学著作中，已经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毛主席解决了前人未曾解决的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做出了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贡献。
苏联的“马钢宪法”，对新中国初创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逐渐深入，“马钢宪法”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一面，尤其是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先在中三办、后在工业部工作的李立三遵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组织调研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和研究，首先建议在工业战线上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决议中对这两项管理制度予以肯定。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又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经波兰、以色列传到美国，在《纽约时报》发表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混乱，国际反共反苏势力立即乘机掀起反共大浪潮，导致波匈事件的发生，也波及到中国。从中还可以看出，“马钢宪法”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根据当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毛主席非常注重引导干部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当时中国和国际共运的实际出发，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系列著作和讲话，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加注重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经过整风反右，使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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