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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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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瑞生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两个团。旅长张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1935年2月间）。
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2）new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张汉明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明旅五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1935年3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1935年4月底）。
5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入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两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密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六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在后更子、尹家卫（接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得到敌人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周至、虢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1935年8月1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8月2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导等）。整休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被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new
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10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清朝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的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分，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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