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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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闭讲患罢剑�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①通商条目、赔款限期，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赔款）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②割地一事，尤不可行。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岛国之事。……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③在电奏中，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于烟台互换条约定本。此后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
　　张之洞一向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还在中日正式谈判之前，他就致电李鸿章，“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他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②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均为之洞旧部，但二人不合，深存芥蒂。之洞原想将刘调离，但因战局紧张未成。之洞多次调解二人关系，劝以抗战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为增强台湾军民抗日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拨枪一千六百余支，子弹一百万发及军饷若干，一并运往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认为，“台民果能坚守，自有办法。台自能守，倭岂能责我？”③仍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他致电唐景崧：“此时惟战守为急，三战后尚能相持，方有办法。”④他派人迎唐母来宁，赡养备至，并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⑤台湾军民更不愿沦为亡国奴，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自负抗敌之责。唐本无抗敌之志，但怯于民心，不敢径自离台。刘永福则布告民众，“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战”，“万死不辞！”①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又拨银三十万两，经英国汇丰银行汇往台湾，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战。他电示唐：
　　“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人不继，终必败窜也。……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易办，当相机为之。基隆早知不可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②但是唐景崧仍以“事不可为”，几日后只身乘商轮离台。刘永福苦撑危局，致电之洞：“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授，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③张之洞继续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
　　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台，妥协派十分恼怒，李鸿章竟奏称“台民叛”系之洞“主使”④。清政府更唯恐开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绝济台。在这种情况下，之洞万不得已，致电刘永福：“公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奏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⑤刘永福坚持至九月，弹尽粮绝，被迫撤回厦门，台湾终于完全沦陷。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筹备江防折》。
　　①《全集》，卷二百四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①②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①《全集》，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③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④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⑤许编《年谱》卷五。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
　　②《中日战争》（五）第140页。
　　③《全集》，卷一百四十七，电牍二十六。
　　④《中日战争》（五）第133页。
　　⑤《全集》，卷一百四十八，电牍二十七。

　
第二节　练军备武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马关签约，举国震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痛陈条约之害：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①作为“力求补救”之策，之洞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头两条便是“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这反映出当时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
　　对日作战，陆、海两线全面失利，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奉天，一溃千里。继淮军之后北上抗敌的湘军，同样不堪一战。刘坤一、吴大澂所率十余万众，几乎未与日军认真交锋，即全线崩溃。清廷的“精锐之师”淮军、湘军相继惨败于“东瀛岛夷”之手，深深刺激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朝廷要员，“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在一份奏折中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日后评论：“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③表明了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决心。在这一决心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江南自强军”与广西按察使胡燏芬（？—1906）刨建的“定武军”（即袁世凯“新建陆军”之前身），同开时代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清政府令胡燏芬于马厂地方编练新军，后又移至天津以南七十里的小站，以淮军周盛传部营地旧址为练兵场。胡燏芬招募壮丁，编成十营”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④。稍晚于胡燏芬，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新军。原计划万人规模，后因经费短缺，压缩编制，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壮士兵二千六百余人，编成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定名“江南自强军”。自强军仿德国军制，马、步、炮、工程诸兵种混合编成，以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各兵种均分营、哨两级建制，步兵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兵每营二百人，分四哨；马队每营一百八十人，分三哨；工程营一百人。各营均配备医官、枪匠、兽医等。
　　为了尽得西法练兵之真髓，张之洞以高薪聘请来春石泰等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他们不仅充任操演教练，而且被授于营、哨两级指挥实权。从有利中国将并尽快掌握新式练兵之法着想，张之洞“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①，随时学习洋弁编训整备之术。之洞还规定，“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②自强军作为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陆军之一，明显表现出迥异于湘淮勇营等旧式武装的新气象。时人这样评介自强军的操练情形：
　　“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③自强军训练精强，声名显著，吴淤、江阴、镇江等地旗兵勇营纷纷邀请自强军派员前往教习，使之改练洋操，提高军力。
　　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总结出“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徽”①，遂决定于江宁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办陆军学堂，择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入学，学额一百五十名。为适应自强军的编成要求，学堂专业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各门，“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②。学堂聘请五名德国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功课及马、步、炮兵种各种阵法。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版。
　　②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43页。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第9517页。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
　　①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③《记自强军》，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四，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①②《全集》，卷四十一，奏议四十一，《创建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

　
第三节　兴工劝商
　　两江总督所辖苏、浙、沪等地，民生富庶，素称发达。张之洞在短暂的署理期间，于兴工劝商方面尤多致力，以期繁荣地方经济，富国裕民。
　　发展铁路、公路、航运交通，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他在两江任内于此多有兴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之洞提出“由上海造铁路通苏州以达江宁，由苏州旁达杭州”③的设想，九月又募派洋弃测勘沿线地势。十一月，正式奏陈筹办江浙铁路，计划分段修筑，”官办以开其端”，先筑吴淞至上海一段，“其余筹有的款，再定办法”④。但是几天之后，之洞即接“著回湖广本任”的上谕，为使筑路事不致夭折，他在交卸篆务之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正月，筹定苏沪铁路官本，官商合办。指定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二百万两为官本，“两年后于两淮盐务再筹一百万两，余招商股”①。张之洞暂署两江期间，虽未完成江浙铁路，但为此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宁、沪等重要商埠的公路开拓，之洞也很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他于江宁城中筑马路达于江岸，并设下关趸船淮口浮桥。八月，又筑上海十六铺至龙华马路。张之洞还以筑路为抵制列强扩展租界地域的手段。当时，“各国每于祖界外广辟马路，设巡警，路之所至，即隐然画为租界”，对此，之洞奏请“于租界外各国所修马路尽处各接修马路一段，以扼其锋”②。
　　江浙一带河网密布，水运条件优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之洞于上海设立内河轮船总局，招殷商分路开办水运业务，计开上海至苏州、苏州至镇江、镇江至清江、上海至杭州湖州、上海至宁波台州、吴淞至崇明通州海门等六路，“准载客拖带货船，于上船及到岸时收厘，以行船余利之半报效充饷”③，冀收便民、裕商、利官之功。
　　之洞于湖广任内筹建纺纱厂，计划“招商助官”。但是，为此而向外商订购的一部分纺纱机运抵上海后，商股仍无着落。此时之洞已暂署两江，便嘱陆润庠集股承领，但陆允而复辞。之洞改嘱张謇接办，张提出作价五十万两，与盛宣怀各认其半，于上海、通州各设一厂，之洞应允。设于通州的称大生纱厂，由张謇主持。该厂几经坎坷，发展成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纺纱企业。为了促进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之洞又于上海、苏州、江宁等地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万两，“许商民领款办制造上货各厂，以机器缫丝为大宗，设厂于无锡”，“其制洋糖洋瓷洋烛洋火柴洋酒水泥针毯之类，暂设厂上海”①商民领款每厂不得超过十万两，年息六厘，分十年归还。之洞希望以此举刺激民资兴厂的积极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息借之款，户数零星，不愿合股，且须于领款外自筹资本，力有不逮，讫无成功”②。
　　暂署两江期间，之洞“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③。除开设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