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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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文化冲突势所难免，加上部份传教士及教民依仗列强侵略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六十年代以后，各地教案迭兴。张之洞抚晋、督粤，移节湖广，都经手处理了一批教案。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设立教案局片》中论及山西各地教民冲突的起因时说：“缘奸民持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①。为了保护人民正当权益，惩处刁顽教徒，他专设教案局，于发生教案后，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对逞刁之教民，将其驱逐，对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中法战争期间，法领事法兰亭称开战以后，广东全省教堂损失共值三十余万元，要求赔偿。张之洞“正言力拒”，驳其“荒谬实堪发指”，“此事万无许理，分文不能偿给”②。在处理九十年代湖北武穴、宜昌、长乐、利川等地教案时，张之洞一方面固然视民为“匪”，严加弹压，另一方面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对列强的无理蛮横要求以有力抵制。英国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张之洞驳曰：“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③，并拒绝“一一拿办”旁观者的无理要求。对于宜昌教案，之洞认为“愚民集众滋闹，固属不应，而该堂之不遵告诫，启嫌误事，亦不能辞其咎。”④在《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饬黄州教士回汉文》中，张之洞诘问道：
　　今如教士到境，民情既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而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教之道，果如是乎？在教士有冒险之虑，在地方官有掣肘之患。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①对于法国领事要求派兵保护教堂并严办襄阳各案，之洞据理相争：中国军队驻扎何地，“有关机宜，惟当局者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果法国教士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身亡，自有地方官申愬，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此乃有关中国主权之事，不可含浑。”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②总之，张之洞处理教案，“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不像有些疆吏一味妥协，”惧酿重大交涉”，“多杀无辜，以谢外人”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
　　租界，是两方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肌体上滋生的赘疣。张之洞对于通商口岸租界之开辟深以为虑。他认为“上海旧日各租界，名为中国境内，实已与各国土地无异”④，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对于各国急欲扩大租界地面，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今日急务则莫如限制洋人于租界外占地一事为最重”，否则，“流弊无穷，不堪设想”。他针对各国占地，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的“蚕食”伎俩，决定“凡租界外洋人马路已到之处，即于其地接造马路一段，迎头拦截，彼自不能轶出范围”。同时严禁华人私卖土地与洋人，如有违者，严治其罪，并将该地充公，地价追缴入官，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法领事要求拓展租界至芦汉铁路所经之地面，张之洞坚决拒绝，“铁路所经，乃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六十里之界，断断不能逾。法领事终不能再有所要挟。”②这些举措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侵略势力的扩张，维护了国家权益。在对外交涉中，张之洞每每挺身维护中国民众权益，毫不退让，即便挂冠而去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美最时洋行驻汉口分行欲在汉江安设趸船。张之洞认为其选中之地紧靠龙王庙码头，有碍官商民船渡江，夏秋涨水之际，趸船锚链必然对往来船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坚持不许。德方通过外务部压之洞就范，”耸以危词，意在必得”。之洞义正辞严予以驳斥：“德使只知保护美最时一家利益，不知华民权利亦须存留，华人性命尤须保护。”“若美最时趸船果设，吾不能见湖北百姓，只有不作官耳。”③双方相持年余，以德方退让告终。张继煦曾这样总结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交涉之能事”：
　　“一案发生，必先从情理法三者研究其结果，即据以为交涉之主旨。任何术骗威胁，百变不离其宗，案求速结，大致议妥，然后报告于中央。久之外人知公之不可要挟，则迳向中央抗议，以冀达其目的。然往往中央允许，而公痛陈利害，仍坚持其初议。外人知无可冀，亦徐就范围。”①考其事迹，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张之洞出任封疆期间惨淡经营外交事宜的实际情形，而这在晚清疆吏流行”软骨症”的时局中，尤显其凛然正气，难能可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与梁崧生。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6页。
　　①《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四，电牍六十三，致京德国钦差葛署大臣。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一，电牍十，致京广东臬台王爵堂。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天津李中堂。
　　③《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税局代收新香六厂货厘宜防流弊折。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电牍六，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①《全集》，卷六，奏议六，《设立教堂局片》。
　　②《全集》，卷七十五，电奏三，致总署。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④《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致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宫保。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限制租界严禁侵占折》。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0页。

　
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在处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策略思想方面，张之洞经历了由“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
　　张之洞认为，中、俄同为以农为生的“陆权”国家，而英、日则为以商为生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另一面，日与俄相比，日弱俄强。李鸿章认为“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固得借俄以慑倭。”②而张之洞则认为正因为日弱，又以商为生，我可以通商为要挟手段，控制日本，联弱抗强。“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东洋而藉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①甲午战争期间，中日矛盾激化，张之洞一度也赞成李鸿章援俄抗日之策，同时又根据“远交近攻”之理论，主张联英以制日。他说：
　　英远倭近，英缓倭急，英乃强邻尚存大体，倭乃凶盗毫无天理。②但是甲午以后不久，张之洞即回复到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路线上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方面密遣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游说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分析其原因：“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睡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面图自保。”他建议“破（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钮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③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倾向联英，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和李提摩太的交往有关。之洞与李氏相识于晋抚任内，当时之洞即对李氏介绍、演示的西方科技大感兴趣，对其本人也颇敬佩，延聘为顾问，采纳其建议，开办”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中日之战正酣，张之洞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南京），李提摩太其时正在上海，三次赴宁谒见，建议速和日本，结英为援，力行新政。其间李氏曾提出中国授权于英，处理外交，代管工矿铁路，英国将援助中国推行改革。①对于这个完全变中国为英国附庸的“建议”，之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并不反对中英成立期限不超过十年的互惠同盟。
　　张之洞倾向联日，则更多地与他的儒教文化观相关。他在致神尾光臣的电报中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它国，方能联为一气。”②在赠长冈护美的诗中，之洞写道：“尔雅东方号太平，同文宏愿盖环瀛。”“止有合纵纾急劫，故知通道胜要盟。”③同文同种当然不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