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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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