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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龙变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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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时骂一嗓子，发泄一下了事。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牟其中案、德隆案、张海案……莫不如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心里的那份感受，比如置身于国企改革中的工人们，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转制等诸多变故，普遍的感觉是：自己多年来用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转移到极少数企业和部门领导手里！这种压抑多年的认识一经被郎咸平唤醒，自然而然地就会站到“挺郎”、“倒顾”的一边。而对于“郎顾之争”的另一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而言，其实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采用什么手法收购科龙的，实际如何扭亏的，账务怎么腾挪的，也同样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坚信了一辈子并努力宣扬的国企改革的理论被动摇了，如此，才有了纷纷出面澄清，才有了被网络舆论抨击的局面。
于是，事情演变至此也就有些偏题了。论战双方被简单地分为“挺郎派”和“挺顾派”，这种分法自然是很荒谬的。对于“挺顾派”而言，并不认同顾雏军就代表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对于“挺郎派”而言，把争论立足点提升到了国企改革走向的高度，也有着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
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挺郎派”占足了天时人和，有着强烈的替天行道的自我期许，讲话也常出惊人之语，但却不能冷静地约束自身的情绪，不能克制自身作为经济学家的激情。
对于郎咸平来说，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就是2004年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名单：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同时，在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吴敬琏回复说：“我今天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消息。第一我没有收到这个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①
就连在郎顾之争中，立场坚定、表现令人敬佩的左大培先生，在发表《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文中，也居然有这样的话，“面对顾雏军对郎咸平的起诉和威胁，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保卫我们人民的财产，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②
简单分析一下，这是两句话，但前句在旗帜鲜明地反击顾雏军，后句就说痛击那些侵吞人民财产的豺狼。从语法上，给人的感觉就是顾雏军就是豺狼了！这样不严谨的话，好像是嫉恶如仇，但“仇”的理由在哪里？且不说当时还没有顾雏军侵吞人民财产的确凿证据，还是科龙集团的董事长、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远不应该有这样人身攻击的字眼出现，就算是有，也总该有点经济学家的理性和严谨的风格吧？！
邓拓曾有句话：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就算是“大胆假设”，那也应是建立在事先的小心求证之上！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讲究名利的年代。语出惊人，夺得了无数眼球，吸引了无数的注意力，却往往丧失了经济学家这一冠冕应有的严谨。
在这方面，倒是周其仁先生显得有理有节，“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③“郎教授了解的企业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万分之一，而且就是这万分之一可能还只是翻了几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真要下这个结论，恐怕郎教授倾一身精力也难以完成。我相信郎教授说的情况肯定有，但以个别去否定整体，任何严谨的经济学家都做不出来。吴敬琏老先生称没有认真研究不敢乱说，也说不出来，郎教授只是研究了几个企业，而且也只是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账，就一下子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好像是‘洪桐县里无好人’，这已经远不是学术研究的范围了。而郎教授此类言论实在太丰富了。”①
郎咸平的正面意义
纵然说了许多愤青式的话，但不可否认郎咸平引起震动的正面意义。
郎咸平之所以能得到公众的一边倒的支持，就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缺失。对大部分股民而言，能将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看明白的寥寥无几，更何况财务数据的背后还有许多掩藏的东西。到底哪些是可以信任的，哪些是不可以信任的，就像当今的食品安全一样，积攒的问题太多了，让人都麻木了。而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横空出世，说出了大家心中想知道的黑幕，其受欢迎的缘由就在于此。
郎咸平的狂热的支持率，是对相关监管部门的一个警醒。正视目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做好上市公司的信息真实披露工作，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切实保障，这就是郎咸平的进步意义。
监管部门介入：风向转变
在郎顾之争引发全国性舆论的同时，国资委从2004年8月开始，先后下达近10个文件，展开了国资委清查国企产权转让行动，针对各省国资委进行大检查。
10月8日，国资委政策法规局对外公开征求对《中央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办法》的意见。国资委规定，中央企业在处理重大法律纠纷时，造成企业重大损失并涉嫌犯罪的，相关负责人将被送交司法机关处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使得热闹非凡的国有资产大争论变得肃杀起来。
到10月中旬，国资委、财政部、监察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组成的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抵达江苏、浙江等省，对一些重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进行联合抽查。
而在2004年年末，中国证监会也分别指派广东、江苏、湖北、安徽四地的证券监管部门，联合调查顾雏军掌控的格林柯尔系。这些地方正好是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收购的科龙电器、ST亚星、美菱电器和襄阳轴承的所在地。后来，随着证监会进驻科龙进行调查，银行抽紧对科龙的信用额度，继而引发外界对科龙电器资金去向的热烈猜测。随着事件一步步发展，科龙的资金链终于断裂了。
温故之变：顾雏军语录解析（1）
“如果有人无视牛顿定律，愣要只身从25层高的楼上跳下来，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加速度一定会导致其摔死。”
——这是顾雏军告诫下属的一句话。意在要求企业人员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遵从游戏规则办事。但身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却游离于规则和制度之间，一意孤行，终致牢狱之灾。在企业经营中，顾雏军的工作疯狂劲头是许多科龙人有目共睹的，但其为了实现白电帝国梦想，处处踩在边缘地带，“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不给自己留退路、一味埋头向前冲锋的人，从云端跌落的时候，在地心引力所产生的加速度下，该做如何沉痛的反思？
回顾这句话，不是好笑。这是一个极度自负者将自身超越常人的梦呓之语。
“有了科龙，我可以和伊莱克斯的老板平起平坐。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就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依科龙在行业内的强势地位，苦心经营，以实现个人以及格林柯尔系在行业内的话语权，实现人生意义上的升华。以此看来，顾雏军的心态和所有为工作奔忙的人都是一样的：一步步的奋斗，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操作平台，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并非有人所说的小农心态，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的再正常不过的想法而已！
事先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在等这一个相应的平台去操作，对于顾雏军来说，科龙，岂不就是万事俱备，最后只欠的那股“东风”？
“我是企业界的孙志刚。孙志刚在监狱里不服管教，但是就应该死吗？孙志刚之死引起了国家修改了收容方面的法规，科龙之变能带来什么变化呢？”
——一直到被捕，顾雏军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孙志刚式的悲剧性人物。对科龙之变，他没有替自己声冤，但却借此提出了一个值得企业、政府深思的问题。
从顾雏军进入科龙那天起，舆论对顾雏军的指责就一直处在道德审判的层面上。在科龙最困难的2005年6月、7月、8月这三个月份，媒体的窥私欲、评论者的话语欲、炒作者的看戏欲交织在一起，对科龙员工的心声、感受却反应甚少。
科龙的变更是有着标杆意义的。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撰写的《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报告，虽然被指有“挺顾”的倾向，但文中所写的“今天的科龙既是国家发展大环境、企业家的作用、独特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更是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缩影”等话，却一语中的。如果说科龙20年的发展路径，反映出中国企业改革的艰难历程，并成为中国企业改革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页，那么，科龙自证监会调查开始这几个月的艰难历程，也为中国企业的改革史写下了最有代表性的一页。
尤其科龙在当时以乡镇企业的身份走过来，就如潘宁在临别科龙时留下的“纵横家电愤争先”一句，特意注解“愤争先”并非“奋争先”笔误，之所以“愤”，是因为乡镇企业的科龙从前被人轻蔑、贱视，从这，可见草根科龙崛起的意义。
科龙变局彰显出的深刻意义、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值得人们去深刻反思。
“买公司是最简单的，复杂的是能否把买到手的公司玩转，尤其是像科龙这样一个2万人的大公司。”
——以资本介入实业，又以实业运转资本，顾雏军的操作方法可谓在国内开了先河。在将科龙一点点重新拉扯大的同时，一个以此为平台形成的实业和资本互动的格林柯尔系，还是功败垂成了。
“这条船不会再沉下去。”
温故之变：顾雏军语录解析（2）
——这是顾雏军对科龙从2002年到2004年这三年运作成果的一个结论。从科龙净亏15亿元人民币，到2004年前三季度盈利达2亿元，年销售额预计将达到100亿元，在主营业务蒸蒸日上的情况下，不仅顾雏军，其他所有人都会这么想。顾雏军玩转了科龙，却没能玩转自己。船终究没有沉下去，就算海信不来修补，也会有其他企业。只是在科龙触礁的同时，顾雏军也把自己玩进了局子里。
“降成本只需要决心，没有技巧。”
——回顾2002年，科龙发布中报，上半年公司盈利1。12亿元人民币，每股盈利0。11元，是去年同期的5。6倍。这份业绩引起了外界异口同声的质疑。
经过解释，利润回报主要来自严控成本。科龙上半年成功降低管理费用６％，科龙空调生产成本比去年下降了25％，冰箱的生产成本也下降了14。6％。成本下降成为利润的最主要来源，可见科龙的大企业病确实不轻！
比如，原来出差可以坐飞机的分公司经理现在一律只能坐火车，只要是上万元的支出都要过总裁刘从梦一支笔。
据说2002年中报过后，其他制冷企业的老总们才发现，科龙的采购成本已经比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要低，一时面子上过不去，为此，有人甚至摔杯子。
顾雏军的另一句话也可作为这方面的注脚：“我进入科龙没有做什么很玄的东西，只要把最简单的执行下去就是正确的。招数太花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目的。就像我以前做学问的时候，最简单的东西不会错，但是要用300页来证明的东西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出错。我觉得做企业的办法要简单明了，否则大家不理解，执行走了样，还是自己倒霉。降低成本已经不是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管理者不仅是对这个行业熟悉，还要有洞察力，要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和了解，你才知道哪里还有15％的成本空间。”
“我所有的白头发就是在2002年1月到9月生出来的。”
——多年后谈起那段时间，顾雏军依然隐隐心痛。2002年1月1日，顺德格林柯尔正式以大股东身份进入科龙电器，迎接顾雏军的却是以《财经》为代表的媒体的空前质疑，并且波及股市，一夜之间，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的股价就从3。5元跌到2。55元，市值蒸发约10亿港币。
面对媒体的大规模轰炸，兼之科龙2002年若再不盈利，就有退市之虞，顾雏军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他曾这样说过：“中国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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