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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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五大胜而归，自然是回到家里关上门窃笑——不出镜头也罢，观众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回家后的喜悦。当然，我们没有去考证，不知是历史上的这个决策过程，原本就是如此具有戏剧性，还是编导们的生花妙笔，把这个过程写得如此具有戏剧效果。总之，这是一场很有嚼头的戏。　

……（此处删800字）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张居正的猜测：严党是想通过推行这项国策，一举三得，既弥补国库亏空，又借机敛财，而且还可以加强与司礼监的战略同盟（司理监掌管的江南织造局，是为皇上捞私房钱的机构）。当然，受害的只能是老百姓了，因为改稻为桑的推行，极有可能被官府利用，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勾结商贾巨富进行土地兼并。而浙江是外有倭寇，内无粮仓的特殊省份，搞不好将会发生民变。这对于皇帝继承人的裕王来说，是个极不好的利空消息。所以，在阻止严党借改稻为桑的国策鱼肉百姓变相敛财的问题上，taizidang真是左右为难。若要采取行动，阻止这项国策的实行，真是说不清楚是不想让严家过关，还是不想让当今皇上过关，或是不想让背负巨额赤字的国家过关？　

看来，既便是种下龙种，生出了龙种，如果不小心掉在了跳蚤堆里，就算是落在香港，龙种也没法成龙。　

　

警世通言：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投钱，结果多半是拍屁股滚蛋。发生这样的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凡学习总得交学费；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用自己的钱。　





内容简介

　　一个王朝的投影：做百年企业的理想，并不等于王朝之梦。未来是历史与现在的延长线。企业家要学会让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站在哪里，未来将会怎样？
　　谏言是要死人的：对于那些想把企业做强、做大、做久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惩罚谏言者，当十分小心：不论请谁去帮你出气，后果都将由你自己担着，这是一把双刃剑！
　　皇权政治的两难：你可以永远地玩弄你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一段时间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玩弄你身边的所有人。所有复杂的对策，最终都将复杂到自己头上。
　　举重若轻股掌间：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想做大事，一定要容得下高人，而驾驭不了高人，则不必非要去做大事。
　　最重要的是用人：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没有人能做到不犯错误，权力是放大个人缺点的最好工具。干大事的第一要义是用人。
　　明白人算糊涂账：如果企业家想说企业是他自己的，那他就不应该让别人无私奉献；如果企业家要说企业是大家的，那他就千万别黑箱操作、私下开糊涂账。天下的事，不可能长期让同一个人左手右手来回倒腾，这绝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作者简介

　　郭梓林，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74年上山下乡，1976年入伍，1979年退伍，1980年当建筑工人，1982年大学读书，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瑞泽集团董事长，2005年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主要著作有：《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2000年，三联书店）、《思想统治企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乔致庸的经济学》（2006年，海南出版社）等20余部。　

序一　断乳


茅于轼

梓林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参与创办的科瑞集团已经有了近16年的历史。“剩者为王，活着就是成功。”——他曾经对我这样说过。我当然知道，一个民营企业能存续16年是很不容易的。但梓林又与一般的企业家不同，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说他是学者，他又跟一般的学者不同，他有12年在国有企业从工人到总经理的经历，而且至今仍然身居民营企业的最高决策层，这种特殊经历和生存方式，使他的文章跟他在北大、清华以及全国各地的演讲一样，总是非常贴近企业的实际。他从研究企业文化开始，进入到企业经济学，并涉猎哲学、历史、文学，甚至心理学、人类学，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思想。

《王朝投影》是梓林的又一部新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梓林根据他的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给读者提出的一个最重要启示是：“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这一观点的确让人振聋发聩。书中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剖析，特别是对嘉靖皇帝和他的近臣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利用的精彩分析，让读者不禁惊叹：历史就是当下！由于他结合了自己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长，下笔之处，常常看似信手拈来，却是神来之笔，韵味无穷，并透出一种难得的幽默，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十分有趣，真是一种享受。

《大明王朝1566》的原作者是刘和平。原作剧本的对话本来就十分精彩。但是，在许多地方不得不留有余地，不能把话都说透。现在梓林把该补的都补上了，该延伸的延伸了，不但让人们明白了原作的意图，而且进一步发掘出连原作者都没想到的精神内涵。看过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再看这本书的人和看了这本书再去看电视剧的人，都会得到加倍的收获。

梓林通过分析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引出企业管理方面的本质问题。其实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皇帝想把国家治理好，自己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一定要找代理人。就相当于企业的老板找总经理，要求总经理能够忠心耿耿，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贪污。而皇帝周围的这班人却想谋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只要皇上不知道，什么事都敢干。他们一方面要对付皇上，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别的近臣的暗算。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就展开了。梓林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把整个剧情的思路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不但把握了嘉靖皇帝这个角色，而且也深入解释了所有皇帝的心理。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到他时不时地回到了近现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写出这样的历史对照，真让人拍案叫绝。比如在《创收是个硬道理》的一开头，嘉靖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针对这段对白，他分析道：“乱打比喻往往是一些政治家神幻莫测的一般性伎俩。历来大权在握的皇帝，说起话来总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叫你狠狠地猜去吧。他接着往下再说什么的时候，你的思维却还陷在猜的重围之中，于是，步子就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只好晕晕乎乎地跟着感觉走，最后被他彻底忽悠住了。这一招，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屡试不爽的。”

要讲君臣关系，比相互利用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最高权位的追求。谁占据了那个位子就获得了生杀予夺之权，别人只能听吆喝。君皇之外的一切人，他们的身家性命全交托在皇上手里，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说“伴君如伴虎”。一只老虎就在自己身边，这有多危险！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物，还有什么能够比生命更重要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争夺皇位是生死之战，丝毫含糊不得。皇帝本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做皇帝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皇位，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谁有可能是自己的威胁，拿“文革”时的话语来说，就是“谁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一旦有什么动静马上先下手为强。因此，朝廷里的斗争是最不择手段的、最背信弃义的，也是最残酷无情的。夫妻、父子、师生、朋友，不管在普通人中间的这类感情有多深，如果牵涉到了皇室，为了争夺皇位，立刻反目为仇。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都不新鲜。这一规律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君臣双方都处心积虑，搞得昼夜不得安宁，日子非常难过。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对一切人都非常不利。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状况。做皇帝的只能改进自己的权术，而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环境。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驾驭群臣的任何伎俩都会被对方的反策略所解套。其结果无非是斗争得更为阴险毒辣，寡廉鲜耻。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几位聪明的皇帝，看穿了这一套把戏，可是又没有办法改变它，只好出家当和尚去。以此看来，中国的政治规则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放弃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提法，尤其是邓小平所推进的改革，使政治文明有了极大的改观。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要解决的应该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者都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侵犯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

看了《王朝投影》产生出这样一些遐想，好像有点离题，但是仔细想来，控制皇帝和群臣之间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围绕皇位的争夺之战。懂得了这一点，事物的变化就有章可循，就容易理解了。

如果说，梓林关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的判断基本是对的，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到了该断乳的时候了。




序二　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王　石

郭梓林是万科旗下《万科》周刊的特邀撰稿人。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时，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有点儿怪：《5＋15≠20》。文章中提到一件15年前的事：“当时王石代表万科接待共青团中央的一个考察团，而我正好是那个考察团的成员。谈及深圳人的新观念时，王石讲了一个万科的真实故事　——一位女职员结婚了，按当时习惯，只有男职员才能分房，但万科坚持市场、平等原则，也给她分配了住房。一年后，这位女职员要离婚，在传统体制下，公司一般要扮演‘劝和’的角色。但是，万科向女职员表示：如有需要，公司可帮助请律师。”梓林在文章中说：“当年听完这个故事，颇受震动，深感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传统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差竟是如此之大。”

改革开放之初创建于深圳特区的万科，或主动或被迫地，从一起步就与市场贴得比较近，并且成为最早一批公开上市的公司；职业经理人中较多年轻人，容易接纳新观念：工作中，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生活上，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张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万科的企业文化，核心就是：尊重人。今天，万科把“尊重人”阐释为：平等、契约、分享、包容——而这四种理念的源头和基础，是市场精神。

就在那次考察深圳后的第三年——1992年，梓林辞去公职下海创业了。今天的梓林已经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既是出色的企业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经历也是“市场精神”的很好注脚。

近年来，梓林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引起财经界、学术界广泛关注。即将面世的新著《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义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做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梓林在这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命题是否成立？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在上层，是君主专制；在基层，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私刑。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人在上、众人为下的运作结构坚固不破，企业家个人对团队的聚散离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梓林在书中提到，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起步背景不同。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企业家很容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