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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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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直接由土地引起（占43％），有些是土地纠纷引发了丈夫、妻子、家庭或个人的争议（我会在以下两个段落中举例说明）；还有一些是因为赤贫的穷人偷窃造成的争执，这在当地被称为“饥饿偷窃”，那些几乎没有一点土地、没有非农收入的人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靠偷窃谋生（这在所有纠纷中占7％，在全部家庭中占10％）。
这些土地争议破坏了卢旺达社会传统构造中的和谐度。传统上，有钱的地主会帮助贫穷的亲戚，但这一形式被中断，因为即使是相对有钱的地主也没有能力援助穷亲戚。这种保护的丧失严重伤害了社会的弱势群体： 分居或离异的妇女、寡妇、孤儿、年幼的半同胞兄弟姐妹。如果前夫不再照顾他们分居或离异的妻子，这些妇女以前会回到娘家寻求资助，但如今她们的兄弟反对她们回来，因为这会使兄弟和兄弟的孩子更加贫穷。妇女们可能只带女儿返回娘家，因为卢旺达在传统上由儿子继承遗产，这样这些妇女的兄弟就不会把侄女们当作自己孩子的遗产竞争者。妇女会把儿子留给离婚的丈夫，但他的亲戚们可能会拒绝将土地分给她儿子，特别是当孩子父亲过世或不再保护他们时。同样的，寡妇可能在丈夫家族或自己娘家都得不到资助，因为他们视她的孩子为自己孩子的土地竞争对手。孤儿传统上由祖父母来抚养，但是当祖父母过世后，孤儿的叔叔（他死去父亲的兄弟）会设法剥夺他们的继承权或将其赶走。一夫多妻家庭的孩子或父亲离异后再婚又育的孩子，也会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剥夺继承权或驱逐出去。
土地争议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社会分裂为父子反目。传统上，父亲过世后，他的土地就由长子继承，后者管理整个家族的土地事务，负责分给弟弟们足够用以糊口的农地。由于土地日益稀少，父亲们逐渐将习俗改为生前就将土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以避免他死后出现窝里斗的情况。然而不同的儿子对土地分配方式各自勾心斗角。年长的儿子如果先结婚，他就能分到相对大份的土地，对此老幺自然不甘心，因为等他结婚时，父亲必定又卖掉了一些土地。所以，那些年幼的儿子们要求父亲在分配土地时采取严格平分标准，极力反对父亲在哥哥们结婚时拿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老幺在传统上被视作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的人，因此需要额外的土地来行使这一传统责任。兄弟们相互排挤猜疑，若有姊妹或弟弟受到父亲的土地馈赠，他们便要求弟妹们必须在父亲年老时照顾父亲作为回报。还有些人抱怨父亲在年老时无视儿子们对土地的需求，而是死守着大片土地不放；反之，父亲则担心如果自己手头剩下的土地太少，年老后会无依无靠。父亲告儿子、儿子告父亲、姊妹告兄弟、侄子告叔叔等等，所有这些冲突都由调解人员和法院来解决。这些冲突破坏了家庭的纽带，使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沦为竞争对手和敌人。
爆发
日积月累和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是1994年大屠杀爆发的背景。虽然在1994年之前，卢旺达内部暴力和盗窃事件已经开始升级，作案的大多是那些饥肠辘辘、没有土地和非农收入的年轻人。将卢旺达不同地区21—25岁年龄层的犯罪率做个比较，大多数区域差异与人口密度和人均卡路里供给有关： 高人口密度和饥饿往往与高犯罪率联系在一起。
1994年大屠杀以后，安德烈试图打听那些卡那马居民的命运。在获得的消息中，她发现54％的人死于战乱，而这还只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有些人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死亡率是否接近整个卢旺达平均死亡率的11％。可以肯定的是，在基本上是胡图族人生活的地区，其死亡率是胡图族与图西族混居地区死亡率的一半。
在卡那马遇害的人可分为六类。第一，单身住在卡那马的图西族寡妇。我们并不清楚她被杀害的原因是否与她的图西族身份有关，因为她继承了许多土地，曾多次卷入土地争议中，她的丈夫娶了好几个老婆（因此被其他妻妾以及她们的家族看作竞争对手），同时她死去的丈夫曾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赶出家门。
还有两类死者是胡图族中的大地主，其中最主要的一类为年过半百的男性，正处于父亲/儿子闹土地纠纷的年纪；另一类为年轻人，因为有丰裕的非农收入并用它来买土地，所以遭人妒忌。
下一类为“麻烦制造者”，喜欢卷入各种土地纠纷和其他冲突中。
另外，还有一类是年轻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自卫队，相互残杀。这类人的死亡数可能被低估，因为安德烈如果就自卫队派系问太多问题，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最后，最多的一类死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或者是那些没什么土地也没有非农收入的穷人。显而易见，他们身体太过虚弱，由饥饿致死；要么没有钱买食物或贿赂看守路障的人以换取活命。
因此，如安德烈和普雷特所言，“1994年的大屠杀为解决宿怨、重新分配土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甚至在那些胡图族人的村子……这并不罕见，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听到卢旺达人说要消灭过剩人口，战争是必要的，这样分到每个人手上的土地资源才能多点”。
为什么会发生（1）
卢旺达人对屠杀的看法让我非常吃惊，我原以为人们很难认识到人口压力与屠杀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一贯认为，人口压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和干旱是终极因素，好比火药桶的火药，慢慢地将人们推入走投无路的地步。而近因则是导火索。在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导火索是政客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所激起的种族仇恨。（我之所以说“大多数地区”是因为在卡那马那样的单种族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胡图族人自相残杀事件。）正如一位研究东非的法国学者杰勒德·普吕尼耶所说的，“屠杀的决定当然是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下达的，但为何普通农民会将其实行得如此彻底？对此至少部分因素是他们感到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所以唯有减少人数，才能使幸存者们拥有多一点的土地”。
普吕尼耶、安德烈和普雷特所看到的人口压力与卢旺达屠杀背后的关联并非没有受到质疑。部分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并将其讥讽为“生态决定论”。例如，大屠杀爆发后的第10天，美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就将卢旺达人口密度与大屠杀联系起来，“像卢旺达这类屠杀是一种固有的地方疾病，甚至对我们生存的世界而言也是如此”。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宿命式结论自然激起一些反对意见，也使相对复杂的普吕尼耶、安德烈和普雷特的观点受到冲击。这里，我将陈述三个引发卢旺达屠杀的因素。
首先，对种族屠杀起因的任何“解释”都可能被误会为“辩解”，但是不管我们对大屠杀起因是作过于简单化的单因素解释，还是找到极度复杂的73个因素，都不能改变大屠杀刽子手和其他恶魔行为行使人的个人责任。在探讨罪恶本源时，人们经常陷入一个误区： 因为混淆了解释与辩解之间的差别，所以对任何解释都采取反弹的态度。但是，了解卢旺达屠杀的根源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不是为刽子手们开脱罪行，而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知识降低在卢旺达和其他地区再次发生暴行的危险。同样，有些人选择穷其毕生精力来了解纳粹大屠杀的根源，或研究连环杀手和强奸犯的心理。他们做出这一选择并不是为了减轻希特勒、连环杀手和强奸犯的责任，而是为了了解这些恶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如何才能避免其再次发生。
其次，认为人口压力是造成卢旺达屠杀惟一原因这个看法太过简单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在本章中，我已经介绍过几个自认为很重要的看法，而研究卢旺达的专家们对这一主题也多有著书立文，读者们可以参看附于本书最后的补充阅读。在此我做一个简短的复述，先后次序与其重要程度无关，那些其他因素包括： 在卢旺达历史上图西族人统治过胡图族人，布隆迪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图西族杀戮胡图族事件；卢旺达也有过几起小规模的图西族人入侵事件，卢旺达经济危机；同时又因干旱和世界因素（特别是咖啡价格下跌和世界银行的紧缩措施）加剧恶化，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卢旺达青年沦为难民流离失所；因此被召入伍，卢旺达敌对政治集团之间竞争白热化，政客们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权力。除此之外，人口压力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最后，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由于人口压力引发了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所以人口压力也会自动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种族屠杀事件。对那些认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和种族屠杀之间不存在必要关联的观点，我会说：“当然！”许多人口稠密的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屠杀，孟加拉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自1971年大屠杀以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杀戮），另外荷兰和多种族的比利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卢旺达高。反之，种族屠杀可能由其他因素引发，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发起的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或是1970年代的柬埔寨大屠杀，后者的人口密度不过是卢旺达的六分之一。
但是，我认为人口压力是卢旺达种族屠杀幕后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最坏情境可能会出现，而卢旺达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人口过剩、环境影响和气候变更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或早或晚，这些问题会自行找到一个疏解方式。在卢旺达崩溃案例中，我们可以在糟糕的后果里看到那些脸孔和动机，我猜在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过的复活节岛、芒阿雷瓦和马雅的崩溃中，虽然我们无法看到那些脸孔，但动机应该是类似的。如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动机可能会在卢旺达那样的国家再次出现，甚至也可能在卢旺达重演。在当地，目前人口仍以3％的速度增长，女性在15岁就生头胎，每个家庭平均有5至8个孩子，所以游客们通常会觉得被孩子的海洋包围。
“马尔萨斯危机”这一术语冷淡且抽象，无法展现几百万卢旺达人曾经遭受过的恐怖、野蛮和麻木的细节。最后让一位观察家和一位幸存者的几句话来结束本章。这位观察家即普吕尼耶，他说：“所有这些将要被杀死的人都拥有土地和奶牛，而这些人死后，总会有人得到地和牛。在一个贫穷和人口增长过剩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
普吕尼耶采访的幸存者是一个图西族的教师，他死里逃生的原因仅仅由于刽子手屠杀他妻子和5个孩子中的4个时，他正好不在家：
“那些不得不让孩子赤脚上学的人杀死了那些买得起鞋子的人。”第十一章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第十一章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差异
对于任何想了解现代世界问题的人而言，研究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之间长达120英里的国界线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挑战。这两个国家盘踞于佛罗里达东南部加勒比海巨大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并将该岛一分为二（参见地图8）。从飞机往下俯瞰，好似用刀切出一条锯齿锋利的分界线。线的东边风景浓郁（多米尼加共和国），西边则呈浅褐色（海地）。如果站在国界线上，向东眺望是松树林，转身往西，看到的则是寸草不生。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体现出这两个国家的明显差异。起初，岛屿两边都被大面积的森林所覆盖。最早到访的欧洲人对伊斯帕尼奥拉岛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郁郁苍苍的森林中良材济济。如今，两个国家都对森林进行了砍伐，而海地砍掉得多些（参见图23、图24），只剩下七片森林，其中只有两片作为国家公园进行保护，但仍难逃非法砍伐的厄运。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森林覆盖率为28％；而海地却只有1％。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两个城市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之间竟然有一大片林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滥伐森林的后果是木材等建筑材料减少，土壤侵蚀，养分流失，河流淤积加重，水力发电的潜能和降雨量减少。所有这些问题在海地都比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为严重。然而在海地，比上述情况更紧迫的问题是毁林造成了主要生活燃料——木炭的短缺。
这两个国家森林覆盖率的差异体现出彼此经济力量的差异。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是贫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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